他们与美国企业家同名不同宗,他们出身何处?去往哪里?有何光荣、骄傲与恐惧?在社会与公众对他们时而追捧、时而棒喝的摇摆之间,他们渴望尘归尘、土归土,让一切回归本分与原点
【《中国企业家》杂志】这是一群最近十多年来被高度关注、频繁提及却整体性面目暧昧、定论摇摆的人。中国富人。
还不止是“富”而已,这群人必一手创建了某个企业组织,并在转型未已的中国大船上将其小心扶稳、不断做大,以适应舱板下那一股股明涛暗涌所形成的合力。他们须知道具有决定性的潮流在往哪个方向汇聚,否则该组织连人,随时有可能即刻失踪于大海。
超越了芸芸富人、商人,他们叫“中国企业家”,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很明显,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个群体目前普遍都在创始一代的阶段,而这也正是本文采写的契机所在—“第一代”是怎样的“第一代”?如果说“中国企业家”是个特殊的物种(跟“美国企业家”、“日本企业家”同名不同宗),那么他们起源何来?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基因图谱分析?
说到底,这是怎样的一群人?!
显然,这是一个迷人却危险的课题。迷人在于读懂了他们,意味着你至少读懂了一半的中国商业危险在于,读懂太难。
不过让我们试试。
从今年六月初开始,我们陆续发出20多份采访提纲,最终成行的采访有13个,其中企业家7位、投资人4位、学者1位,还有一位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富豪榜制造者胡润—他算什么身份呢?曾经的媒体人?始终的观察员?现在的创业者?哈,反正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每个人哪怕外国人都能创造自己的诸多可能。有的受访者是名动江湖,也有的尚不为公众所熟知,我们觉得这是一种不错的平衡。略微遗憾的是所有受访者均为男性。年龄来说最长者66岁,最年轻的只有32岁,正好隔一代。
严格说来,这不是一次样本量充足的调查访问,尤其在受访者代表的背后人群可能以十万计的背景下(有关数据表明,截至2008年底,全国规模以上民营企业24.5万个。而我们在此论述的“中国企业家”,是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但不限于此的群体,还包括创建了像联想、泰康这样有相当国有股份的股份制企业的创始人)。为了克服样本有限的不足,我们在与十多位受访者的谈话中,刻意不去深挖他们自身的微观经历(要细节、要具体,本来是《中国企业家》一贯擅长的做法),而是开放式地请他们提供一些观点与看法,包括他们对自己所处这个群体的观察与思考。事实证明,在几个话题领域里,这些不同产业、不同企业规模、不同年代开始创业的企业家,其经验、取向、观点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但深层次上体现出某种呼应与一致。
原因或许简单,他们都是同一个大时代下同一个大环境的产物。分析其基因,就是观测我们的环境。
两类家庭·于连基因
先来点不是题外话的题外话。在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上查阅公众人物资料时,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比如打开维基百科乔布斯的页面,你会很容易发现诸如出生日期、国籍、居住地、毕业院校、职业、年收入、个人资产、宗教信仰、养父母姓名、配偶、子女等信息。
但是搜索百度百科的人物介绍(尤其是中国人)时情况完全不同,夸张点说简直就是蹩脚的剧本:没有生日、没有居住地、没有父母、没有配偶,都跟吴承恩笔下的孙猴子似的,“别问我从哪里来,我从石头里蹦出来”。比如企业家,你只能看到他一个接着一个的头衔,和他做过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但绝然不会提及这个企业家的“贵人”,也肯定听不到竞争对手和经年老友反目的尖锐声音。不少内容甚至会以第一人称的自我叙述呈现,活脱脱就是“一人战斗天地间”。多漂亮的简历!多强大的选择性记忆!
在本次策划里,我们试图:回溯到企业家的家庭与童年。因为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处理模式乃至管理风格,用其中一位受访者—证大集团创始人戴志康先生—的话来说,“都是所在家族甚至祖宗命定了的。”
我们通过横比各个企业家的童年生活、家庭背景,试图归纳出这与日后他们创办企业、管理风格之间是否存在着模糊的线性关系。当然受限于样本的规模大小和随机性,以及段落章节间不乏笔者的主观判断,我们得出的结论的科学性是带着问号的。
好吧,抛出靶子。在对近10位各个年龄段的企业家完成采访后我们得出初步结论:小时候条件相对优越的,父母的工作岗位是公务员、企业家、学者的企业家,在管理风格上更擅长于资源的整合,人际关系相对柔性、看重沟通,企业经营的波动性小,企业也没有引起过较大的公众争议;而那些生活相对艰苦的,父母以工人、农民、军人职业为主的嘉宾,战略和经营上更具攻击性或赌性,更注重商业模式的创新,人际关系上普遍有凌厉一面,而企业成长过程中也多遇到过比较大的挫折。前者的代表,在我们的受访者里有柳传志、田溯宁等;后者有苗连生、戴志康,当然样本之外的任正非也可以划进此类。
但无论前者后者,受访者的家族品格普遍正直,起码公开资料上都没有发现有任何犯罪记录。
柳传志
柳传志的父亲叫柳谷书,1921年生人。柳老先生1944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法律系,同年联想的缔造者出生。毕业后柳谷书一直在金融机构工作,从小职员做到了中高层。解放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贸促会和香港中国专利公司管理者。
金融的事业是人脉的事业,做人讲究不逾界线,做事强调风险控制,而法律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正直、踏实和服务,但对创新不存在特别的路径依赖。不难发现,以上做人做事的特点都融入了柳传志的血液。柳传志在很多事情上都体现了强烈的风险控制与谨慎意识。
同时,相对高层的家庭背景,使柳传志在青少年时期就能接触与了解到一些在当时宏大、光鲜的历史叙事之下的真实故事,后者与当时的一些主流言论形成反差与悖论。这些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令人困惑的人事,令柳传志启动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到文化大革命中期,他对主流宣扬的那些东西已开始产生根本的怀疑,但并未声张。这种不盲从的思考习惯,终于在1984年推动他决意离开中科院研究所,开始创业。“在研究所的时候,大家都在做科研成果,都在发表论文,都在争论文名次排序,认为这些事情很神圣,认为日子就应该这么过。可我多少站得远一点来看,觉得有什么意思?有了科研成果、发表了论文,可是只能摆在那里,不能变成东西卖不出去,到底有什么价值?”
田溯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