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余荣让 采访整理：董大正
人物简介：余荣让，工商管理学博士、澳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成员、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成员、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发展委员会顾问、澳门余氏宗亲会会长、澳门人力资源协会会长、澳门传媒俱乐部会员大会主席、澳门大湾区港澳人才智库会长、澳门新媒体协会会长、经济出版社社长、乐报社长、国际连线传媒（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回归前，曾随澳门媒体访问团拜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
1999年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祖国的第一天。
当天凌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澳门与珠海拱北之间的关闸升起，代替了长期在此悬挂的葡萄牙国旗。新华社记者 张肄文 摄
来到总督府旧址，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莲花区旗，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将我带回过去，回到那个发展中的故乡……
我生在澳门，生命中的大多数时光都在这里度过。澳门像是融合了欧洲及中国华南特色的小镇，富有人情味。夏夜，小巷里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人们喜欢在屋前架设帆布床，或侧卧聊天、或纳凉小憩，良好的治安总能让四邻尽心享受舒适的午夜时光。
在余氏宗亲会主持祭祖活动时留影
小时候，我常随父亲到南湾海边乘凉，那里即是商业区也零散分布着宅院，在当时算是消费水平较高的地段，澳门总督府就在附近，能看到不少葡人（笔者注：葡萄牙人）出入。儿时的我常问：“他们是谁？”父亲会温柔地说：“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总有一天会回自己的故乡”。“他们的家在哪里？”我傻傻地摇晃着小脑袋。父亲说他也想回家，很多年后，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除了南湾，下环街是印刻在我脑海中关于澳门的另一个符号，那里有勤劳的渔民，他们早出晚归，一天忙下来总能有好收成，我喜欢看他们晒渔获，一条条新鲜的海味被制成鱼干、虾干放在岸边，散发着腥味。小伙伴们都觉得“臭臭的”，但每天还是把约会地点定在海边，一个个捂着鼻子，嘻嘻哈哈玩闹。
儿时的澳门，像夏夜老伯手中的摇扇，清凉悠闲；像海边的渔夫，自力更生、茁壮成长。
中学时的余荣让（前左五）
中学时，澳门变了。街边的商铺渐渐稀少，手工作坊逐步兴起，那时候我已经开始阅读父亲桌上的《澳门日报》，了解更多关于“祖国与五星红旗”的故事，脑海里有了“轻工业”“发展模式”“制衣车间”之类的词汇，我开始理解“国家”与“社会”的概念。当我希望与小伙伴分享成长的喜悦时，才发现很多人正在离我远去：一些同学家庭负担较重，未能继续学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走进了制衣厂；也有同学在自家开的作坊里帮着父母做工，钉钉珠片、搓搓药丸。
曾同走一条小径赶赴学堂的昔日同窗，如今已在路口分道扬镳。我也曾问父亲，为什么他们不再读书？父亲说，澳门在变，每一个家庭也都跟着改变。
一切真的在改变，这是我成年后才感受到的。
读大学时，澳门忽然来了不少内地人，人口增加充实了劳动力，工厂越开越大、超市物品也越来越多、房地产事业蓬勃兴起，那时的我觉得物价变高了，父亲说这是一座城市在前进中必然遇到的情景，是澳门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以后，你们的选择会更加多样”，父亲的鼓舞使校园里的我心潮澎湃，那时节，每一位学子心里都有股闯劲儿，感觉自己正在被时代召唤！
毕业后，我做了几份工，后来稳定在传媒与零售行业发展。冬去春来，在我按部就班地经营自己的事业时，1999悄无声息地来了，12月20日也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之一——我获邀出席回归晚宴及交接仪式。《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望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唱着熟悉的国歌，我的眼角湿润了，脑海中浮现出杜岚在濠江中学升起澳门第一面国旗的画面，想到为国家主权积极奔走的马万祺，想起了我的父亲……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儿时的记忆涌上心头，“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人，他们就要回家了”。
我想说：“父亲，我们也回家了！”
1999年12月20日零点以后，礼花腾空，兴奋的人群热烈欢呼。新华社记者 凡军 摄
那一晚温度很低，可走出礼堂的我看见了心潮澎湃、热情似火的人们，大家在路边庆祝，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为终结殖民、高度自治感到兴奋。那晚的风非常大，却吹不散人们的信念。当时，我们做过几项民意调查，澳门居民普遍对以何厚铧为行政长官的特区政府抱有信心。
这份信心源自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在遇困难时，我们团结在一国的大前提下沟通协调，解决问题的手段多样，未必硬要触碰矛盾导致冲突，面对特殊情況也可通过人大常委会硏究解決。结善缘、不斗恶，澳门的发展源自求同存异、宽以待人的默契，这是几代前辈努力的结果，务实且富有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