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良藻：先言体制后言奖

　编者按：

按照新闻的操作规律，这是一篇“时效性”很差的文章，因为今年的诺贝尔奖已经颁发两个月了，如果要碰与诺奖有关的话题，自然应该在颁奖前后进行。

但是，相信读者看完这篇文章，一定会感觉这其实是一篇很有“时效性”的文章，因为其中谈到的话题，都是当下我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敏感点。而且今年初，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召开了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并发布了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充分表达了要根本提高我国科技创新效率的国家意志。

岁末年终，可以展望新年的美好，但更应回首来路，以形成经验，指导未来。

尤其是，全球科技经济一体化正如席卷之势，奋起直追，祛除制约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得以尽快提高的各种痼疾，实属迫在眉睫。

对国人而言，诺贝尔奖有如交感神经，牵涉万般情结。从这里入手，可以触及与科技创新效率有关的几乎所有元素。难得的是作者的一番苦心：希望从百年诺奖中寻找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个性中解读共性，为国家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大胆建言。　

前言

中国本土为何至今没有人获诺贝尔奖？

中国本土科学家何时才能获诺贝尔奖？

这两个事关民族自尊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问题，近年来频频见诸媒体。见仁见智，议论颇多。但遗憾的是，议论的广度和深度仍嫌不够，对若干关节点的探讨也仍有隔靴搔痒之感。

其实，答案只可能落在三个范畴：一是中国科学家整体水平和能力不够；二是得不得诺贝尔奖对国家核心竞争力无足轻重，可以不去理会；三是并非中国科学家没水平，而是落后的科研体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说到底，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人造福，科学家不是为得奖才献身科学。但是，绝不可以就此认为，一个登月在即、有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无一人得奖是正常现象。实在应该弄明白，我们这一国病，病在何处？又该如何治愈？

有例为证，炎黄子孙一点也不笨，因有所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奖者，有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崔琦、李远哲、朱棣文6位美籍华人，总数不少于日本。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一位因有所发明而获得诺贝尔奖者。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本土的百万科技大军中是否没有一个人的贡献、学术水平和发现、发明的潜力赶得上这6位学长？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长江黄河的水土不好、中华民族的基因不行？还是“学而优则仕”、视科学为“奇技淫巧”的文化传承和与之配套的落后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焦耳的热功当量给能量守恒定律画上最后一笔，可苏联的教科书硬说是罗蒙诺索夫的贡献。意大利出了一个马可尼，俄罗斯也说它出了一个波波夫。有人说，这是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在作祟，但我看它反映了一个伟大民族的自信。英美德法俄日，你看有哪个工业文明国家不是由本土科学家建功立业的？为何只有中国非要“出口转内销”才能修得正果？

这些年满耳充盈的，总是中国科技如何不行；但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笔者却始终没有发现，那些从世界名校归来的同行究竟比自己强在哪里。心酸的是，学有专攻、建树颇丰的学长和学弟比比皆是，却大都无奈地听着“中国科技就是不行”的牢骚和抱怨默默无闻。

试问：全世界的科学管理体制，究竟有没有共性和必须遵守的普遍规则？不妨让我们沉到20世纪诺贝尔奖的编年史中去寻游一番，看看能否在各不相同的个性中发现共性，以使我国的科技政策和人才政策能尽早与国际接轨。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目的必须再度重申

科学研究讲的是发现，技术开发讲的是发明，也就是今天讲的自主创新。前者问你是否发现了前人从未发现过的新现象、新定律、新效应、新理论，是否创造了精神财富，表现为科学论文——但需要澄清的是，文章不在多，而在新、在精，写出了文章并不代表你一定有所发现；后者问你是否做出了前人从未做出过的新技术、新装置、新产品，是否创造了物质财富，表现为专利、自主知识产权和工艺诀窍。前者为源，后者为流；一个是认识世界，一个是改造世界。源远才能流长，这本是老生常谈。但现在，这些老生常谈——人们本该遵循的一般规则，已遭到严重的扭曲和破坏，主要表现为脱离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这两大目标，以科学研究之名，行吃皇粮之实。试问：这样的科学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

科学研究不是打淮海战役，一切服从命令听指挥；科学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事先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也就是说事先不知道会得到什么结果。现在，科研管理的一个典型手段，就是要让一线科研人员填写各种表格，明确进度，似乎什么都可以预先计划出来，但这还能算是科学研究吗？这难道就叫科研管理吗？科研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有为而行，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执政的时代也是英国科技和工业繁荣的鼎盛时期，其成功的秘诀也是无为而治，放手让下面去干。只要有一万名善于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的科学家，三万名善于在认识世界中改造世界的工程师，再加上十万名几乎“无所不能”的能工巧匠，中国就将世界无敌。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自从国家提出自主创新的概念后，“创新”两字满天飞；但很少有人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这样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以物理学科为例，建国以来，有哪一个新现象、新效应、新规律、新发明是由国人做出的？还有，50年来，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技术一等奖为何如此之少，是国内无人，还是科学资源的配置和评价机制有问题？

建国57年来，理论和实践脱节，科学和技术脱节，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万般皆下品，唯有理论高；技术开发工作和基础研究似乎是两股轨道上的列车，鸡犬相闻，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做科学的，归宿是“学而优则仕”；做技术的，出路就是引进、落后、再引进。都想去当爱因斯坦，而爱因斯坦只有一个；莫若鼓励人人去做爱迪生，只可惜又被视为畏途。

自然规律是自在的，没有先后之分；格物致知的目的，全在学以致用。我们能有所发现，当然是好事，可以让后人去用，就像我们也一直在馨飨由前人的发现所形成的人类知识宝库。所以学以致用，是世界上99%的科学家正在做的事；认为有所发现比有所发明要高明、要高贵、要难得多，这是一种曲解，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流毒。

一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没有三五年做不出来；开发一个自主创新的新产品，一般要用五到十年，所谓“十年磨一剑”。此外，要获得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靠模仿和跟踪是不行的，必须别开生面、另辟蹊径，采用不同的原理、方法、技术手段实现殊途同归、“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目的。做到这一点，绝非大海捞针式的猜想所能奏效；它要求科学家有广博的知识、深邃的眼光、丰富的经验和善于与人沟通的能力，一句话：要有基础研究的基本功。没有这个基本功，开发工作也不可能做好。

什么是基础研究的基本功呢？答：要学会在观察中了解自然；要学会在科学实验中再现自然；然后，在此基础上，通过抽象思维和数学演绎，找到能反映自然本质的科学原理——这与时下流行的“只有纯理论研究才算基础研究”的简单认识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而要做到这几点，单凭“破万卷书”、“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不够的；只有举起“发现的火把”寻微探幽，“发明的贝壳”才会应运而生。

这套“三字经”，就是我们在一百年诺奖编年史中发现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说明，发现和发明不是天才的任意创造，而是有规律可循的。值得高兴的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一个科学平民化的时代已经到来；重新认识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尊重并回归这一规律，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春天。我们讲要重视基础研究，道理也全在此。

那什么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分解(为的是各个击破)。什么是应用研究？应用研究是基础研究的综合。既善于发现问题，又善于解决问题；既善于分解，又善于集成和综合，这才是“英雄本色”。而没有五到十年的苦练并取得成绩，就不可能懂得这些科学研究的真谛，这同样是科学研究的一条铁律。

所以，空泛地议论什么是基础研究是没有意义的。把格物致知和学以致用割裂开来，只打基础，不盖大楼，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把分工撕裂为永久的分家，流断源枯，这是中国科技难以腾飞的又一重要原因。

毛泽东说：“实践出真知”；“不吃梨子一口，怎么知道梨子的滋味”；“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运动之一”。从认识论上讲，他的这些话句句都是真理。只有当科学和技术比翼双飞之时，才能形成国家经济发展的永恒动力。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分类和主要特征

百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画出了现代物理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它就像一串珍珠项链，在一次次看似偶然的连接中，展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然，其中也不乏反复和曲折：迈克尔逊在实验中没能找到光的载体——运动中的以太，却导致了狭义相对论的问世。但迈克尔逊没有说服自己，他认为以太就是不存在的。现在看来，如果以太的微粒直径小于10-40厘米，“有”几乎就等于“无”，而不管它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的；而且，它也不是光子的载体。试想，仅凭实验室里的一个光源和十几片光学镜片，迈克尔逊怎么可能找到如此之小的以太呢？

看来，迈克尔逊当年对以太不存在的怀疑是无可厚非的，但测不到并不代表不存在，人类的认识能力常常因技术发展水平而受到局限，这就是曲折。就光的微粒说而言，光子的传播无需以太做传播媒介；正如人身上的经络，找不到也并不等于不存在，这就是反复。要允许科学的发展有曲折、有反复，这就叫做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尽管诺贝尔奖反映了某个历史时期人类的杰出成就，但它仍然是相对真理，而非绝对真理；否则，科学就不可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正如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所说，21世纪的物理学发展需要新的哲学，全信书，不如无书。扣准符合时代脉搏又能呼之即出的研究课题是一门大学问，说早了，条件不成熟做不出来，说晚了人家去做了。如果只会在书本和文献记载中讨生活，除了对已有的知识体系修修补补，不可能有大成就。每过十年，文献记载就约有1/3被更新或淘汰，推陈才能出新。

在百年诺贝尔奖的奖项中，纯属基础理论研究的约20项，而借助科学实验方法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占90项，发现和发明的比例是4∶3。所以，认为诺贝尔奖只做基础理论研究，只创造精神财富而不创造物质财富，是一个极大的误导。对比时下国内科技界文章至上、崇尚理论，鄙视技术、轻视工艺的风尚，难道不能从中有所觉悟吗？事实上，在中国，至今还无一人像英国科学家卢瑟福那样，用眼、笔和手在荧光屏上记录粒子的衍射图像。最终，他以视力的极大损害为代价，发现了原子的结构模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这就是卢瑟福和居里夫人的崇高情操。这事实上也是中国本土无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另一个原因所在。

在我们的国立科研机构，高级工程师是贬称；而有些市长的名片，高级工程师也要挂上“教授级”的前缀。而在美国，一个高级工程师的待遇比大学教授平均高一倍，因为在那里，企业才是实实在在的科研主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只动口不动手、谈笑皆鸿儒更轻松的生活方式呢!破万卷书，行万里路，清朝大学问家顾炎武的治学之道已经被我们抛到九霄云外了，有了互联网，一支笔，一壶茶，一台计算机，不做科学实验，坐而论道，除了制造“论文”还能做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论文至上的科研评价体制，和“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价值标准；而它们所戕害的，恰恰是现代科技的真正生命力!

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技八段锦

1.你有没有一个创造性的观念提出

一个创造性的观念不是个人灵感，不会从天而降，不是天才人物的随意创造；它是科技进步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旦新的实验事实出现，而传统理论久久无法解释，一个创造性的观念就将应运而生。没有爱因斯坦，会有庞加莱；没有庞加莱，会有洛伦兹。英雄所见略同。

1900年，普朗克提出能量子的假设，到1918年才荣获诺贝尔奖，历经18年才得公认。

1905年，爱因斯坦给出光电效应公式，直到1914年才为科学家普遍接受。

新生事物的诞生，都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必然伴随激烈的争辩和呐喊。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你看到过激烈的争辩吗？在今天中国的媒体上，甚至是学术类媒体上，你看到过百家争鸣的气象吗？

普朗克和爱因斯坦毕竟是幸运的，在他们的学说尚未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时候，工业文明下的科技传播机构仍然以自己的雅量及时发表了他们非同一般、非共识的文章。

一个国家的学术刊物，允许发表有争议的文章，是一个国家贯彻学术民主的表现；鼓励百家争鸣，是科学进步的保护神，因为最后的裁判是科学实验的验证和社会实践的检验，而不是长官意志和某些所谓学术权威的个人偏好。

人们应该坚信，物理学的理论框架永远不可能完美。因此，在某一历史时刻，必有一个或不止一个创造性的观点有待发掘。谁去发掘，怎样去发掘，要看机遇；突破口究竟何在，要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智慧。如果一个物理学家只沉溺在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绎之中，必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但能否找到理论框架的突破口，不仅要看机遇，还要看功底和直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佳句的重点，在于“踏破铁鞋”、在于“众里寻他千百度”，否则哪会“得来全不费功夫”!换言之，下不了地狱，就进不了天堂。

有人说，科学的成就发端于兴趣。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更重要的一半，是对人类的“爱”——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历史使命感。科学上的成就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成就一样，都是苦难和挫折的化身。所以说，科学的上面是哲学，哲学的上面是信仰。即便百般无奈，也应该珍惜生命，而生命的意义全在于奉献。这才是对一个科学家生命的真实写照。

谈起一个创造性观念的提出，不能不提到量子论和相对论。但是，国内外不少理论家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说成20世纪技术创新和技术文明的源头，这并不符合事实。正确地讲，是普朗克能量子的假设、波耳原子轨道的定态学说和爱因斯坦光电效应公式等一系列支持量子论的观点，共同构成了20世纪技术文明的重要源头。

其实，在我看来，两论的真正伟大之处：一是质量和必须以质量为载体的能量都是量子化的、可数的和不连续的，连续统的概念是对宏观介质一个很好的近似，这才形成人类对基本粒子的不懈追求；二是进一步明确了是物质和物质运动规范了时空的属性，不存在绝对运动，动和静是相对的，也不存在永恒的绝对坐标，如果人类只可能用光信号来探知远离人类的客观存在，那么，如果光障的限制无法突破，即不存在超距作用，人类就只可能去探求一个有限的宇宙，而不论这个宇宙在客观上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2.你有没有一个新的自然现象的发现

在20世纪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编年史中，属重大发现的有36项，今后物理世界还会有什么样的重大发现，谁也不是算命先生。当我们回顾这些重大发现时，不难从一个个看似偶然的发现中，看到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和蕴藏其中的一般规律。

1902年，伦琴偶然发现了X射线；1914年，劳厄发现X射线穿过晶体时的衍射图像，第一次对晶体空间点阵的假设给出了实验验证。人们从此推开了一扇扇发现之门：1915年，布拉格父子发现了X射线能分析晶体结构；1917年，巴拉克发现了元素标识的X辐射；1924年，卡尔·西格班发展了X射线的光谱学。前后22年，在X射线这一崭新的领域，一个发现比一个发现更深入、更“引人入胜”。以5位诺贝尔奖得主为代表，围绕X射线的发现，形成了一门内容极其丰富、应用极其广泛的综合学科。20世纪30年代，对X光究竟是波动还是粒子的问题，在科学期刊上曾展开激烈辩论，求同存异，最终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的实践和认知，只是无限时空中的一个片断，人类已知的东西比未知的东西不知要少多少。因此，对每一个心存发现愿望的人，有所发现的机会，总是太多太多。

有所发现不是专业人士和科学家的专利。大禹治水，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他们都不是清华大学的水利专家，他们不懂流体力学的运动方程，更不知道什么是湍流。但是，他们心怀人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看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唯”字害苦了中华民族。各行各业，行行出状元，尊重权威而又不迷信权威；更重要的是，权威也不迷信自己，学然后知不足，虚怀若谷，允许并鼓励后来居上，中华民族才有实现腾飞的可能。发现面前，机会人人平等。

人们通过观察了解自然，通过科学实验再现自然，通过抽象思维演绎自然、预测自然，建立起人和自然对话的桥梁。这样看问题，就会拉近百姓和科技大师间的距离，就不会觉得他们高不可攀。

诚然，这些诺奖得主们都是在各自熟悉的专业领域内，通过科学实验，发现了自然的某种规律；但在实验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园地，那就是大自然本身。大自然是造物主提供给人类的、无需专门投资的最大实验室。人们为什么不到大自然中去细心观察，不到老百姓的生活需求中去细心体会，不到生产实践一线去寻找发现、发明的机遇呢？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只要在今后的平民教育中，把发现和发明的自然哲学告诉老百姓，彻底抛弃“只可民由之，不可民知之”的传统思维定式，20年后，中华民族赶超国际先进就是可以期待的。　

3.你有没有证明前人未能证明的命题

最近在科学媒体上，经常看到“猜想”两字，从过去的哥德巴赫猜想，到最近炒作一时的庞加莱猜想，发展到最近有人用“科学和猜想”为演讲题，把猜想升华到认识论的高度——也算一个发明。

科学故然离不开猜想，但猜想离不开科学的假设，而科学假设离不开科学实验的启迪。只说猜想，不强调科学实验的重要性，这是一种误导。猜想只对数学有效，因为数学是自然哲学，不是自然科学。所以说，仅仅依靠猜想的科学家是走不到真理彼岸的。胡适先生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少谈一点主义，多解决一点问题”；就是说，要多一点身体力行，少一点坐而论道。外国人出题目，中国人去猜想，而且乐此不疲，这又何苦!既然是猜想就不一定猜得出来，用猜想指导学生作论文要慎之又慎。客观上讲，正确的猜想来源于惊人的直觉，有的是数学直觉，有的是物理直觉，总有一定的客观依据。

如果有人在理论上能给出在实验室的时空范围内，一个人造小太阳——即人工热核聚变——的理论计算，或者给出这是不可能的理论根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这靠猜想是做不出来的。当今，一场大规模的人工热核聚变实验正在以跨国联合的方式紧锣密鼓地进行，实在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奈之举，什么时候能成功，谁也不知道。当然，也有国家正在研究冷核聚变。这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总之，都是以科学实验而非猜测和空想的手段，来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所以，当我们提出“你有没有证明前人未能证明的命题”这个概念时，是要求人们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不是误导人们去玩纯粹的智力游戏；而向后看的唯一价值，就是吸取历史经验，温故而知新。大数学家出猜想，说明他们的确猜不出来，而不是说明愈抽象才愈有学问。

中国的国情是，多一点人想做爱迪生，少一点人想做爱因斯坦，科技事业的发展就会健康得多。

4.你有没有指出过去信以为真、其实并不完善的科学假设

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并获诺贝尔奖，就是这样一个例子。物理学任何一次对传统观念的舍弃，总是来源于新的实验事实的质疑。同年，朗道提出CP守恒来代替它，希望传统的概念不被完全打破。长期以来，物理学家往往认为P.C.T守恒定律和能量、动量、动量矩守恒定律一样，都是粒子物理学中的基本定律，因此，即使因1957年被李、杨“破坏”，人们也仍然心存侥幸地认为，即使P不守恒，CP联合总应该是守恒的吧!

1964年，克罗宁、菲奇等人首先从实验中找到了破坏CP守恒的事例，引起物理学界的震惊。这是又一次物理学观念上的重大突破，它预示着时间反演T在微观世界里可能也不是永远正确的，这对宇宙学和大一统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自此，宇宙稳定不变的观念、一切都在守恒与和谐中运转的信念遭到了空前挑战，它说明人类迄今所发现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任何一条物理规律都有其适用范围，绝对中有相对，一般中有个别。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公式，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理论体系，不过是宇宙发展过程中的一张凝固的快照。没有永恒的帝国，也没有永恒的真理。

　5.你有没有从事突破性的技术攻关和工艺攻关

晶体管技术、半导体工艺、激光技术、激光管的制造工艺、计算机理论和计算机制造技术发展到今天，都是突破性技术和突破性工艺，没有多年甚至历经一个时代的攻关是不可能做到的。

什么是突破性的技术攻关和工艺攻关呢？一是要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二是要不断开发出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国防建设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它决不是指人家有一个MP3，我们一定也要有一个MP3。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自主创新是没有尽头的。

在硬件建设上，要少做些富而好礼、摆花架子的项目，将重心放在“富国”与“强兵”两件大事上，号召科学家、技术发明家投身到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攻关中去，哪怕一个人一辈子和大家做成一件事，就足够了不起了，比写一百篇无关痛痒的论文强百倍。

6.你有没有技术先行，导致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和发明

蒸汽机技术、发电机和电动机技术、X光技术、半导体和激光技术……由这些重大技术发明导致的重大发现数不胜数。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有时是技术发明走在前头，科学发现走在后头；有时是科学发现走在前头，技术发明走在后头。过去人们说，发现是源，发明是流，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发现和发明是互为因果的，是互相照耀着对方的镜子。

任何人做事，总是先有动机，后有效果；同样的动机，效果可以完全不同，种瓜得豆、种豆得瓜的事是经常有的。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关键看实践。所以把理论看成“因”，把技术看成“果”，既不全对，也不全错。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如此。

科学家要有一点功利主义，我们不能白吃皇粮，还要造福国家与人民。但建国57年来，技术先行导致重大发现的例子在中国难得一见，这是为什么？一方面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把科学家视作万能，结果事与愿违；一方面毛泽东的《实践论》天天读、年年读，但敢冒“十年磨一剑”的风险的人还是凤毛麟角。很多人带着商人的眼光到科学领域来讲本求利，指望这样的人在科学上下苦功夫无异于缘木求鱼；更有人不重视科学实验这一根本，不从现象出发，不用数据说话，当然也无法看到事物的本质——要知道，靠纯粹的逻辑推理是推不出事物本质来的。

人们或是用已有的理论和知识来塑造崭新的技术，或是从已有的技术出发探寻新的发现，两者必居其一。所以，没有科学家不行，没有技术专家不行，没有能工巧匠也不行，三驾马车合三为一，才能使科技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科学和技术要通过资金、管理、市场的结合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要单说科学，科学是文化；单说技术，技术是物质文明。所以做科学要有好的文化传承。鄙薄工艺，轻视工程师、技术发明家和能工巧匠，理论再好，也只能束之高阁。当然，做技术只搞跟踪，没有科学家在背后支撑，就不可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当然也就失去了搞发明创造的动力。人家吃肉，我们喝汤，势在必然。做理论也一样，在文献中讨生活，等于在他人实践的舞台上为洋人打工，因为人家的理论多半有背景，事情就是这么残酷。

中国古代有许多由能工巧匠作出的伟大技术发明，但为什么鲜有转变成理论成果的呢？不值得我们从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去寻找原因吗？

7.你有没有看到现有体系的弱点，导出崭新的理论体系

没人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未被人类发现的客观规律，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有所继承才能有所发展，只有当我们深信现有的物理学规律远非完美，才有导出完全崭新的理论体系的信念和动力。上帝总是在人们的脸上蒙上一块黑布，只赐给我们理性、逻辑、数学演算、仪器观测这四把“火炬”，让你带着怀疑一切的眼光，在不知何处是尽头的隧道中伏行，直到听见海边的涛声，我们才惊喜自己找到了出口——这就是科学家苦行僧的命运。

每当人们因推开一扇发现之门而惊喜，很快又会掉进一座新的迷宫。这是一场有限和无限、暂时和永久的博弈。看山跑死马，人们不得不对造物主的神奇产生敬畏之心。

什么是电荷，什么是磁荷，什么是光的本性，时空的本性又是什么，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有没有高维时空的生命，数学上有解的方程是否都对应着一个真实的物理世界……科技愈发展，该问的问题就愈多，这就是所有理论体系不可避免的弱点。如果科学家只会维护现有理论体系的尊严，不敢越雷池一步，也不许别人越雷池一步，科学界充满了保守的卫道士，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有什么前途呢？

一个科学平民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要像拆毁柏林墙那样，打通民间与主流相互交融的通道。这么做，痛苦是难免的；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理：无论多难，一切都将回归理性。

8.你有没有对真理再次进行雕琢，使真理不致被人遗忘

这是一个远离诺奖的话题，我们将讨论全世界99%的科技人员在如何工作。

我们已经宣告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企业，因此，发展科技的资金投入主要来源于企业利润，并通过税收所得，反过来支持大学和研究院所的基础研究；而如果基础研究的大部分内容不能和企业利润挂钩，企业的竞争和生存就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对我国科研现状是一个严峻警示。事实上，国外期刊上的理论文章，大多有其应用背景，而且其经费支持经常来自企业，甚至就是企业出的题目。当中国的科学和技术没有联姻，我们写的理论文章就会不自觉地为外国企业服务；而由于我们的高技术跟踪没有知识产权，国人所享受的技术文明就仍是用血汗钱换来的。

国有大企业理应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由于是垄断性经营，追求的又是利润最大化，因此，它们既没有自主创新的动力，自然也少有自主创新的能力。前途只有两条：一是取消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引入市场竞争；二是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与金融环境，激发社会创新活力。这两条途径，都是事关我国科技发展的重大举措，知耻而后勇，知错而后改，这就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