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纵论社会经济十大热点

　　又是一年春来到。

　　承载着13亿人民的重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

　　世所罕见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正遭逢前所未有的考验，这注定今年的全国两会必将镌刻出非比寻常的历史印迹。

　　回顾2008年，这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中国的表现世界赞叹。在这一年里，中国全面夺取抗击特大自然灾害的重大胜利；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圆满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物价总水平涨幅得到控制；财政收入6.13万亿元，增长19.5%；粮食连续五年增产，总产量10570亿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展望2009年，这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一年，也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十分繁重。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无疑是今年“两会”最核心的主题。那么，延伸开来，哪些议题将是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呢？《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两会”现场进行了采访、调查。

　　——扩大内需，力争“保八”。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由“防过热、防通胀”，迅速调整为扩内需、保增长。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6.8%，创下9年来同期最低季度增长速度。而今年要实现8%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任务相当艰巨。但中国保增长的目标不能动摇。只有实现保增长目标，才能消化和缓解就业、社保等诸多社会矛盾。

　　——就业安置，任务艰巨。2000万失业农民工，600万新增大学毕业生，此外还有城镇新增失业者以及非应届待岗大学生。事实上，国内的城镇失业率在进一步攀升。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国家正全力主导经济增长模式向内需型转变，但无法保障稳定的就业也就无以促进内需的有效增长。对于我们而言，保增长、促就业已变得日益迫切。

　　——医疗改革，稳步推进。3年各级政府将投入8500亿，中央财政投入3318亿元，医改新方案将在“两会”之后公布。一系列措施，给广大百姓透露出了积极的信号，“看病难、看病贵”终将成为历史。对于深化医疗改革而言，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努力建成覆盖全国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初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仍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社会保障，加速前行。在历经十多年反复酝酿之后，涉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的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半个多月收到意见超过7万件。一时间，“老有所养”谁来养？这个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保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体公民老有所养、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消除百姓后顾之忧，提升信心、增强消费，促进中国经济保持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此时，稳步推进各项保障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食品安全，立法护航。从未被置于如此之高的关注度。从三聚氰胺“结石宝宝”到《食品安全法》跨越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时三年、经历四审的艰难通过。中国的食品安全到底怎么了？各行各业如何进一步加强全方位质量和安全管理；如何进一步强化重点行业安全生产监管，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以及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和产品质量追溯制度、召回制度；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等等问题依然摆在大家面前。

　　——收入分配，以民为先。这是一直困扰我国多年的体制痼疾。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悬殊，分配不公，是中国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重大羁绊。近期国家正采取多项举措，缩小收入差距的“数字鸿沟”：建立职工收入正常增长机制，提高个税起征点，退休人员养老金持续增长，让更多人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些措施将大大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

　　——农民增收，多方促进。农民收入已连续5年持续高增长，去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61元，比上年增加621元，创年度增长额历史新高。但受金融危机影响，今年农民收入预期有下降趋势，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及时提出稳粮、增收等农村改革发展主题。国家提前下拨今年的粮食、农资等专项补贴，并提高了小麦、水稻的最低收购价，增加主要农产品储备，加强农产品产销衔接，适当调节进出口，等等措施都将在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重要作用。

　　——企业融资，加大支持。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有“就业机器”之称的中小企业。在我国有70%以上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为了维护中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确保劳动力有业可就，如何通过财政、金融的支持来扶植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当下经济发展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国家金融部门解决了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就一定会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的经济就会出现新局面。

　　——教育改革，体制创新。教育，不但关切百姓民生，更关系中国未来公民社会的成长。迈入2009年的门槛，我国就《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公开征求意见，内容涉及教育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截至2月底第一轮征求意见结束，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意见、建议超过200万条。从这，我们除了看到高层的清晰判断和大力推动外，也看到政府引入更广泛社会意见的决心。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在给我国经济带来高速增长的同时，留下了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也使我国的经济处于脆弱的状态，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弱，发展后劲不足。数年来，国家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严审污染项目、加大环保投入等举措，中国环境破坏呈现放缓，但切不可因保增长、保就业之当前需要而重蹈覆辙。

　　综上2009年社会经济十大热点，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努力着。我们谨以此，聚信心、迎挑战、化危机、促发展，让2009年成为中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

　　十大热点之一：扩大内需 力争“保八”

　　扩大内需，注定将成为贯穿2009全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的中国经济热点词汇。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由“防过热、防通胀”，迅速调整为扩内需、保增长。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已确定为8%，但去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同比仅增长6.8%，在全球性的经济萧条环境下，完成“保八”目标，必须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国内需求的支持。

　　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扩大内需就被国家列为经济工作重点之一。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是扩大内需。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国内消费在国民经济中始终没有发挥主导作用。究其原因，一是中国的外贸并未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二是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以及房地产业的迅速兴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而当今，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的房地产业也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尽管从政策效果看，通过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往往见效较快，而以增加收入、减税等促进消费的方式来拉动内需存在时滞性长的弱点。但是，在当前的结构调整压力下，仅仅依靠投资来带动，并不能有效解决此次经济迅速回落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投资的过度依赖、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如此，确实有效的刺激国民消费已显得尤为重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今年2月23日下午进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今年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5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扩大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比重，增加对城镇低收入群众和农民的补贴。”由此可见，让国民消费作在扩内需、保增长中发挥更主要的作用，已在决策层达成共识。

　　2009年，如何通过扩大内需，进而保证能在经挤平稳较快增长中度过这个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我们拭目以待。

　　徐光春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委书记：撬动农村消费市场

　　扩大内需尤其要大力开发农村消费。目前城乡消费差距较大，河南情况也是如此。河南2100万农民一年外出务工带回来的资金是1600多亿，如果说这1600多亿都投入消费，拉动经济效果将非常明显。要扩大农村消费，一是农村消费观念要改变；二是消费环境也需要改变；三是消费政策也需要进行调整。目前国家采取“超市下乡”和“家电下乡”的办法非常有效。

　　河南是国家实施“家电下乡”的三个试点省之一，河南的经验非常成功。不仅拉动了消费，而且又带动了企业的生产，其中河南的新飞冰箱厂的冰箱70%都下乡，这些年的销路很好，就是得益于“家电下乡”的政策。所以在河南试点的基础上，我们征求农民的意见，要进一步拉动消费、撬动农村消费市场。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要求：第一，“家电下乡”的品种要进一步增加；二，“家电下乡”的品位要提高；三，希望“家电下乡”补贴能够进一步增多。农民还提出希望电脑也能够下乡。实际上，这些年来农业经济、劳务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才能真正地撬动农村非常大的消费市场，才能更好地拉动内需。

　　陈绍基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主席：扩大内需不是“掏腰包”

　　扩大内需，不能简单看作是促成老百姓把手中的钱拿出来消费的“掏腰包”行为，而是要建立一整套社会制度，促进社会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为此，必须把社会建设作为根本着力点，做好四项工作：一是着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只有老百姓解除了养老、医疗、教育等后顾之忧，才敢花钱。二是着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还未能有效转变为居民收入，造成了“繁荣而不富裕”的局面。必须切实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公共财政对三农的补贴，实施新的减税计划，真正让利于民、藏富于民。三是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化公共服务体制，以真正激活农村市场。四是着力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把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作为重点来抓。

　　蔡奇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市长：发放消费券扩大消费

　　杭州市今年推出了消费券，主要是面向困难群众和中小学生，困难群众每人200块，中小学生每人100块，总共发放2.2亿元，主要是为了拉动本地的消费，同时也是为了改善民生。我们感到消费券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是拉动本地消费的一种尝试，毫无疑问对刺激消费、改善民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消费券肯定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我们还需要不断改进。下一步我们还准备再发6亿，主要面向外地旅游消费券，还有面向本地企业职工、大学生和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券，目的就是让外地游客能够到杭州旅游。让我们大学生、城镇人员、农民工能够参与培训，以更好地适应今后的就业。

　　李东生

　　全国人大代表 、TCL集团董事长：“家电下乡”仍待完善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和要求，并结合企业自身在家电下乡工作实践，针对生产、采购、流通、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特别提出以下建议，以完善整个家电下乡工作，推动全国家电下乡这项惠民工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扩大政策受益人群，扩展政策受益范围；及时落实“家电下乡”补贴，简化政策受益流程；加强“家电下乡”政策的引导宣传，提高网点和经销商的积极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重视农村家电市场的环保节能工作；加强对定点生产企业的质量监督管理，重视先进制造企业在“家电下乡”中的示范作用。

　　张近东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事长 ：建议重启“五一黄金周”

　　节假日消费是一种特别的消费方式，由于我国处于经济发展中期，消费心理仍不成熟，人们习惯以节假日消费为主，包括商品购物、旅游、休闲、交友、团聚、服务等，恢复“五一黄金周”，可以提高全国资源集聚效应，扩大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发展。

　　2008年之前人们担忧的黄金周产生的运输紧张、服务能力跟不上的问题，现在已经能够解决。从我国目前的交通能力和服务能力看，完全可以满足黄金周需要。此外，全国商业服务设施明显改善，各地增加了各种休闲娱乐设施，开设了新的服务类别，人们可以选择多种服务休闲方式，避免单一的旅游消费方式，可以分散客源，避免过度集中消费现象。这些都为缓解交通服务压力、恢复“五一黄金周”提供了基础条件。

　　赵林中

　　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应降低、取消购车税费

　　汽车消费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市场，为了让汽车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建议国家实质性改变限制轿车消费的政策，降低、取消和合并一些税费，创造一个宽松的汽车消费环境。

　　据统计，在中国，一辆汽车的车价实际上只占消费者购车费用的60%左右，消费者购买汽车需要负担的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和关税以及各地不同的各项费用竟占到了40%以上。在美国，有不少州不收汽车购置税，最多的州也只收6%，欧洲只收增值税，其中德国是15%，意大利是20%，英国是17.5%，法国是20.6%，而我国达到了40%，居世界最高水平。虽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发布通知，从2008年9月1日起调整汽车消费税政策，但目前消费者购车还要承担1%至40%的消费税，还要交纳购置附加费(为车价的10%)、验车费、车辆牌照费和车船使用税等等。

　　十大热点之二：就业安置 任务艰巨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近年来一向平稳的就业形势空前严峻。一方面，企业的用工需求下滑，现有的岗位流失严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另一方面，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总量矛盾仍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据统计，除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外，今年全国有高校毕业生610万人，加上去年未就业的100万人，合计有710万大学生需要就业，再加上失业返乡的2000万农民工和滞留城市难以就业的农民工，三路就业大军形成“叠加”效应，使就业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本身尚未见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加深，这可能会对就业造成更大的冲击。

　　就业压力前所未有，政策密度和力度同样前所未有。

　　从去年11月开始，为稳定就业局势，促进就业增长，我国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从巨额投资刺激计划，到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从限制裁员人数、鼓励企业有所担当，到出台政策措施扶持大学生、农民工等就业群体，积极化解不利因素。

　　3月5日，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中央财政拟投入420亿元资金，提出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的目标，体现了越在困难时刻越要重视民生的理念。在促进就业方面，报告中举措涵盖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灾区劳动力等各个群体，提供周到服务，并对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等，进行政策扶持，在市场准入、财税金融、经营用地等方面提供便利和优惠。

　　如何破除结构矛盾，向第三产业充分挖潜？如何帮助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如何破解就业难题？

　　徐光春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委书记：河南有信心做好农民工安置就业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农民工外出务工最多的省份。2008年河南外出农民工达到2100多万，有950万回乡。经过认真研究，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解决返乡农民工继续工作的问题。第一，加强与输入地各有关部门和企业的联系，寻找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二，加大省内企业招收农民工的就业力度，要求省内企业能不停产的不停产，能不裁员的不裁员，千方百计使企业运转起来。第三，积极创造条件让广大农民工在河南当地能够创业。第四，加强培训。政府免费为回乡的农民工培训，使其掌握一门技能，为进城务工创造基本条件，而且能够做到就业岗位比较稳定，工资收入得到提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950万名回乡的农民工中，将近700~800万名左右能够继续有工作岗位。剩下100多万，我们正在继续做工作，相信能够解决他们的就业困难。

　　骆玉林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副省长：青海面临的主要是大学生就业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首先因为岗位少，需要就业的人员多；其次是大学生自身的需求比较高，一些苦累脏的艰苦岗位不愿意干，希望找一些轻松的白领工作。针对大学生就业难，我们一方面千方百计给他们提供扩大就业的门路，另一方面加大省内省外用工单位之间的对接，想办法让大学生多就业。此外，还采取了减免税收、提供小额贷款等相应的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自谋出路，同时对大学生的社保、医疗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保证大学生的生活。

　　陈小恩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厅长：培训农民工不要与用工需求脱节

　　面对就业压力，对农民工的培训，政府是重视的，是花本钱的。但是目前仍然存在培训和用工需求脱节的现象。目前培训的主体要么是社会的中介机构，要么是政府有关部门的培训机构，要么就是发一些培训券，而且这种培训经常是些基础性的内容，比如怎样与人交往，在城里怎样过马路，或者机械修理等，并不适合大多数有用工需求的企业。这种培训的机会为什么不给企业？他们才知道自己缺什么不缺什么，由企业来决定培训哪些需要的人，才更合适。

　　张庆伟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德州市政协副主席：把失业率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解决就业问题，首先要把失业率作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在现有国情下，只要主政的各级政府官员真正优先考虑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就一定能对就业问题产生极大的推动力。其次，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力扶植中小企业，提高就业弹性，扩大就业容量；降低创建微小型企业的门槛，让更多的失业青年自己创业。第三，培养人才要有针对性，要针对市场的变化引导人才流动，减少结构性失业。

　　张育彪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南岭村党支部书记：在全国推行“劳务工培训券制度”

　　为了进一步做好农民工的就业工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吉林等省市的成功做法，由中央统一向返乡农民工发放“劳务工就业培训券”，具体如下：一、由中央财政全额出资，对全国的失业返乡以及新增农民工进行一次职业技能培训。二、由中央统一印制并直接向农民工派发“培训券”。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都承担此项工作职责，就近培训。三、劳动保障部门结合当地实际，确定培训专业；农民工可以自由选择专业和培训机构。四、这项制度可从2009年春季开始大规模实施，并逐步将培训范围扩大到全国所有农民工。

　　乔正孝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大学党委书记：学校自己生产的产品要适应社会

　　要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学校自己生产的产品要适应社会，走向社会，这个对高校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不仅对高校的技术问题提出要求，对高校的人才模式、高校的课程设置、对高校的教学方式和方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要想发展得更好，如果人才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就解决了。

　　易敏利

　　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发展中小城镇是解决农民工就业的关键

　　中小城镇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比较均匀。推动中小城镇发展可有效地分解就业难题，为返乡而又不愿意务农的农民工提供就近择业的机会，还可以避免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进一步扩大。首先，在4万亿拉动内需的资金中设立专项，用以推动内地，特别是返乡农民工比较集中地区的中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增加中小城镇居民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为大学生和农民工到中小城镇就业和生活解除社会保障方面的担忧。第三，在中小城镇率先进行制度创新。对于西部内陆省份来说，这点更为重要。只有在这些地方针对农民工进行户籍管理、医疗卫生保障等改革创新，才可能提高中小城镇居住的吸引力，使其真正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依托。

　　高万能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民族学院党委书记：大学生必须转变择业观念

　　高校要帮助大学生转变择业的观念，过去大学毕业生总是要到大中城市，到国家机关找铁饭碗、吃皇粮，认为这样才是就业。但现在要把这个观念转变过来。大学生应该先就业后择业，先有工作就是就业。此外，要加大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高校要从大学生入学开始，在四年内对他们的就业进行系统的教育，给予像专业课程一样的重视，不是几次讲座就完事。

　　卢凌

　　全国人大代表、阜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立法杜绝就业中的经验歧视和性别歧视

　　通过立法和制定规章，消除就业市场的经验歧视行为和性别歧视行为。同时，应当规范劳动用工市场，加大奖惩力度，规定不同行业企业中无工作经验大学生雇员与有工作经验雇员比例的底线，招聘男女大学生的比例底线。对于雇佣较多大学生雇员的企业，政府应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如大学生员工专项补贴、税收优惠等，以平衡企业的收支预算。

　　常德传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总裁：支持大学生和农民工自主创业

　　在当前企业普遍不景气、降薪裁员的形势下，急需出台特殊政策，鼓励大学生和失业农民工自主创业，开辟新的就业途径，缓解社会就业压力。有关部门要制定出台支持自主创业的特殊政策，比如免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其次，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大力营造鼓励自主创业的氛围。第三，加强免费的创业培训。第四，创造相对宽松的创业环境。政府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完善服务体系，改进服务态度，切实帮助创业人员选好选准创业项目，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好的配套服务。

　　张近东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事长：在大学实行“见习制”

　　我国大学生的理论知识偏多，实践能力不足，实践活动基本处于自发分散的状态。不少高校为提高“教育就业率”，采取各种手段为大学生找工作，不少大学生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普遍不满意，离职率偏高。应该把“社会实践”作为一项重要课程，列入大学阶段关键性教育任务，制定“社会实践”的标准、制度、流程，建立“社会实践”档案。可以考虑在大三、大四期间实行“见习制”，学生抽出6个月的时间到社会实习，企业提供见习条件，进行岗前培训，见习管理，同时建议政府进行适当的财政补贴，每名大学生财政补贴1000-2000元给见习企业。

　　张思民

　　全国人大代表、海王集团董事长：保就业最好先保中小企业

　　建议把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作为解决当前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一，各级政府部门应明确树立“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保民生”的观念，而且必须要保中小企业、保民营企业。必要时，建议将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列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第二，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应适度向中小企业倾斜。已经公布的刺激内需计划中，大部分资金仍然是投向基础设施和建设周期长的大项目。第三，下大决心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第四，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第五，财政补贴中小企业就业。中小企业每招收1名农民工，政府即给予企业一定金额的补贴，主要用来作为员工的工资使用。

　　十大热点之三：医疗改革 稳步推进

　　被认为“回归公益方向”的新医改方案于2008年10月14日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方案涉及公共卫生服务、医疗服务、药品供应以及医疗保障等多方面内容，勾勒出我国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新框架。该方案的目标之一是用3年时间建立涵盖城乡居民、农民工和大学生的基本医保制度，“人人”和“基本”成为其中两个关键词。

　　经过广泛征求公众意见，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今后3年的阶段性工作目标：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可及性和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居民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明显缓解。3年各级政府拟投入8500亿，为医改提供坚实的保障。

　　13亿人看病就医蓝图如何描绘？新医改方案能否真正从制度上解决百姓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如何切实惠及城乡百姓？医疗行业相关难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今年两会中引起了代表委员的热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医改，政策措施可谓是步骤清晰，推进稳妥。报告提出，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从今年开始，重点抓好五项工作：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医改是一项世界性难题，牵涉到方方面面。五项重点工作为医改明确了“抓手”，使得医改具有可操作性。对于这项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社会各界都充满了期待。

　　刘华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锦州市卫生局局长：尽快解决基层卫生人才资源匮乏问题

　　医疗卫生改革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尽快解决基层卫生人才资源匮乏问题，否则必然会造成国家投入的浪费，党中央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以锦州为例，76个乡镇卫生院现有卫生技术人员962人，本科仅占3.5%，即使现有的本科学历也都是后续本科毕业。全市1962个村卫生室，村医2548人，其中无专业学历和无技术职称分别为1418人和1378人。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校毕业生没人愿意到乡镇卫生院工作，因为确实存在着工资待遇低，没有保险，业务学习知识更新的条件难以保证等问题。不仅个人眼前利益受损，又有养老问题的后顾之忧等。特别是基层卫生机构和大医院相比，业务发展空间有限。现在的城乡医院同类别的医生收入差距一般都在5－10倍。大多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展举步维艰，无力营造综合留人环境。

　　为改变这一现状，我建议，一、实施全卫生行业统一的人事、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二、参考国外的做法，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性手段，实行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制度。三、实施农村卫生人才培养工程。四、发挥大医院优势，按照区域规划和医疗特色领办、协办乡镇卫生院，组建市、县、乡医疗集团。五、发挥老医生、老专家的作用。六、通过税收的杠杆，鼓励企业、社团等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财产赠予、购买设备或出资设立人才基金等形式，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开筹资渠道。

　　胡志斌

　　全国政协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残联主席：残疾人需要特惠的保障政策

　　由于残疾人对医疗卫生的终生依赖，他享受低保也好，享受医保也好，都有个特殊的需求。比如正常人享受低保一个月500块就够了，但是残疾人不够，一个听力障碍的人，他带的助听器一个星期就要换一次电池，每块要3-5块钱，他用低保买电池的话，就吃不饱肚子了。所以国家在制定社会保障特殊政策上，应该给残疾人特殊的政策。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新疆已经在新兴的农牧区实行了合作医疗，残疾人参保的比例比健全人都高，而且在报销目录中，已经把残疾人的特殊需求比如助听器、假肢等纳入。我觉得，在城市基本医疗保险中，也应该让残疾人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目前金融危机给我们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影响将会更大，最后对残疾人的影响也会更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对残疾人的补助，政府能制定一些特惠的政策，就会逐步消除残疾人和社会水平逐步拉大的距离。

　　王鸣

　　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第一医院肾内科主任：医药分家会让公立医院生存更加艰难

　　据我了解，部分公立医院从政府拿到的钱可能只占医院总收入的10%左右，这或许只够退休人员几个月的工资。现在不少医院不仅不盈利，而且还处于亏损状态，如果再把药品收入“抽”走，医院的生存更难维持。如果真要在大医院实行医药分开的话，就应该由政府全额拨款。在此之前，首先应对医疗机构进行分层，将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等划分开来，公立医院完全由政府拨款，盈利性医院自负盈亏。

　　谢子龙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保持省级监管机构现有行政级别不变

　　从地方监管机构的职责任务看，省级机构的行政级别不宜降低。在国家层面，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改由卫生部管理，有利于统筹协调监管法制和政策。但是，省级监管机构不是法规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执行国家法规政策，承担了大量的执法监管任务，在重大药品安全事件处置中处于关键位置。如果降低其规格建制，就是行政地位的弱化，必定削弱食品药品监管，极不利于其职能的充分、有效发挥。从地方监管工作的客观实际看，省级机构的独立地位不能改变。在现行体制下，卫生部门实际上是国有医院的“婆婆”，是其他医院的“靠山”。如果将省级监管机构降格降级，成为同级卫生部门的下级单位，显然是“集运动员与裁判员于一身”的做法，对占药品消费总量80%的医疗机构的药品监管就会形同虚设、无从谈起，患者的用药安全完全从体制上失去保障。加之，省级卫生部门承担着本地卫生事业发展的艰巨任务，诸多问题急需解决，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加强食品药品监管执法。

　　尤全喜

　　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市老年医院院长：中医药管理体制不能再“高位截瘫”

　　目前中医药的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时代对中医药工作提出的要求。以黑龙江省为例，虽然有一个省中医管理局，但是连局长在内，仅有10人，分为计财、医政、科教三个处。到地市一级，有半数以上没有设立专门的中医管理机构，即使有设立的，也不过是一两个人而已。到县级几乎连专人都没有。所以有人将目前的中医药管理体制形容为高位截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的政策，到省里能够积极执行，到地市要大打折扣，到县区一级几乎就剩不下什么了。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偏激，但事要有人管，活要有人干，这种浅显的道理不言自明。因此建议国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中医药管理体制，使得中医药工作事事有人管，级级有人抓，将国家扶持中医药的政策真正能够贯彻到基层，贯彻到实处。

　　十大热点之四：社会保障 加速前行

　　2008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法(草案)》，并公开征求意见和建议。草案甫一出台便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截至2009年2月15日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各界群众共提出意见7万余件。

　　民众对这一历经十几年的反复酝酿终于成型的法案的空前关注，本身就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国民心目中的分量。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发展养老、健康等保险，在基本社会保障基础上，能有效提升人们的保障程度和水平，不但可以增强人们的安全感，保证社会和谐，更可显著改善人们的支出预期，从而把更多的预防性储蓄投入到即期消费中，从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除了社会保险，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也在加速完善之中。近年来，国家加快了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步伐。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建设，增加国民的二次分配所得，其对于保增长、扩内需所能发挥的功用更显凸出，推进社保体系完善的时机颇佳。温家宝总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今年要通过推进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待遇等三方面着手，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目前，《社会保险法》极为有望在年内出台，更为施惠于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呼之欲出。我们有理由期待，保障之下的社会将更为和谐，国民信心亦会更加稳固。

　　张海迪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联主席：残疾人保障应在普惠基础上给予特惠

　　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继续加大对于残疾人事业的投入。这一投入投多少都不算多，因为我们毕竟有8370万残疾人，加上他们的家庭成员，有近三亿人口的生活受到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我们要建立一个好的保障体系，使我们的残疾人能够到老都有社会保障、各种特殊的社会保险。另外还要建立社会服务体系，比如说建立很多的托养院，托养机构。

　　要使8000多万的残疾人过上好的生活，这项工作是艰巨的，我希望关注残疾人、残疾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使残疾的孩子消除自卑的心理。

　　残疾人是需要特惠的特殊人群，需要特殊对待。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拉动内需，残疾人也将享受到部分优惠措施。但由于残疾人是特殊弱势群体，因此建议政府财政在普惠的基础上给予特惠，额外加大对残疾人的扶持力度，利用拉动内需的机遇，加大对残疾人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残疾人特殊学校与托养机构。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提高对残疾人辅助器具与医疗康复的补助，加大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力度，使残疾人也能够与健全人一样正常生活。

　　刘玉芬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春蕾实业集团董事长：应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我来自农村，在农村呆的比较多。我调研了三个省的十几个农村，村民基本都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较大比例的国家，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深入推进，一个农村家庭养一个孩子和四个老人很普遍。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动摇了家庭养老的基础，又不能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就会引发尖锐的社会矛盾。而现在农村人是有了钱给孩子盖房子娶媳妇，等到老了，孩子们孝顺就管，不孝顺就没有人管。另外，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也因为青壮年外出打工增多而受到很大挑战。

　　农民并非不愿意加入保险，是没有这笔投入来源。而当地政府想拿也拿不起。如何做到农民群体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我建议出台政策，积极开展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合理确定缴费基数比例，让个人少拿点。

　　对农村人口的养老，我认为中央和地方财政要增加投入，补贴要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并且要加快以政府投入为核心机制的新型农保制度建设步伐。经济发展水平好的地区必须加大试点范围，经济发展一般的地区也要确定1—2个经济发展较快且农保工作基础扎实的县开展新型农保试点。

　　在农村人口养老制度制定上，也要优先保障特殊群体，对60岁或70岁以上没有社会养老保障待遇的老年人由政府直接发放福利养老金。

　　陈小恩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被误读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是整个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社会上对这个改革普遍存在三大误读：误读一是浙江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已经启动；误读二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将降低；误读三是推行改革是为了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目前，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事业单位养老金将与企业看齐。事实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将单独建立，只是“会采用企业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筹资模式”。为了保持事业单位养老金待遇，另将建立“职业年金”制度。更重要的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将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搞好平稳过渡和衔接”的原则进行。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敏感、关系个人切身利益，且是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任务非常艰巨，政策性很强，要慎之又慎，积极稳妥地进行。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之中，改革尚未启动。

　　张明园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加强失智老人护理机构建设

　　我们国家的老龄化很快，至2008年，全国有一亿65岁以上的老人。在社会老龄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带来与年龄相关的健康问题，例如，全世界65岁的老人5%以上是失智老人，75岁以上是10%，85岁以上就是25%。

　　失智老人很难居家过日子，也很难在社区里面养老，到一般的养老机构去会干扰其他老人的生活，一般的养老机构也不会护理这些失智老人。上海的智残老人大约有10万人左右，其中40%难以单靠家庭应付，还有10%须送入专门机构，但目前上海的智残老人护理机构只能满足20%的需要。

　　全世界对于这类失智老人有两类护理的机构。一类机构叫做老年护理医院，是以护理为主的医院，按照医疗机构来管理，不需要配备那么多的医生，主要靠的是护士和护理员；第二类是叫做老年护理院，是一个特殊的养老机构。按照调查结果，5%的失智老人是属于有重度精神的症状，他需要呆在老年护理院。如果按照这样的推算，目前全国500万的失智老人中间的25万需要住在老年护理医院，有75万需要住在老年护理院，总体来说要有100万张特殊老年护理的床位。

　　我个人认为，加强老人护理机构的建设符合我们国家的整体方向，也是关注民生的一个重大措施，还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因为有100万张床就要有很多的护理员。今后老年护理机构的需求会越来越高，我们也可以鼓励民营资本来建这个护理机构，并按照提供基本服务的方式予以补贴。以日本为例，中老年机构护理的钱，低于基本养老金剩下的部分国家补，私人办也是这样，缺的部分由国家来补。当然，有些需要那种高级一点的特殊服务就另算，

　　为了推进智残老人护理机构的建设，我建议借鉴国外由个人、养老、医保和政府共同承担智残老人入住专业机构费用的方法，建立合适的机制，保证这部分特殊群体可以安享晚年。

　　十大热点之五：食品安全 立法护航

　　长期以来屡被提及的食品安全问题，近两年被置于从未有过的关注度，三聚氰胺“结石宝宝”让整个民族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次食品安全事故都会带来一些积极的转变，但无需讳言，更不能掩饰，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并且，我们绝不能将食品安全的进步依附在一个个痛彻心扉的事故之上。

　　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给中国食品安全带来了机遇，但问题奶粉、病虫柑橘、有毒鸡蛋等事件接连发生，让人们吃得忐忑不安。如果说这些只是个别的、突发的事件，那么，大量使用激素类农药、抗生素，导致蔬菜、禽、畜、水产品受到污染，就不仅关系到当代人，甚至会威胁几代人的健康。

　　“谁能保障我们餐桌的安全？”公众的疑问直指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四大“软肋”：

　　——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多部门、多环节、多层面，缺乏统一协调，责任不清，很容易出现监管和执法的空隙。

　　——食品的标准不完善、不统一、不科学，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多种标准时有重叠和冲突。

　　——没有完善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制，没有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发布渠道。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消费者往往不能及时听到权威的解答。

　　——缺乏有效的机制规范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重质量、重安全，对违法企业和行为处罚力度不够。

　　“千呼万唤”之中，《食品安全法》五年磨一剑，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届时《食品卫生法》将退出历史舞台。

　　有识之士指出，由“卫生”到“安全”，仅仅两个字的改变，却折射出我国食品安全从立法观念到监管模式的全方位巨大转变。“民以食为天”——曾经，人们追求的是“有的吃、饿不着”，如今，人们追求的则是“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承载厚望的《食品安全法》能成为百姓餐桌的“防弹衣”吗？“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3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将深入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健全并严格执行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要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

　　我们期待，有了法律严格执行之力，有了国家对国民生命权、健康权的珍视之心，人们可以慢慢放松因为食品安全危机而紧绷起的那根神经。

　　辜胜阻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食品安全不能“选择性执法”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体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安全监管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协调机制不健全、责任不明确的多头分段监管格局，造成食品安全管理难以有效地形成合力，难以形成有效监管。就纵向来看上级对下级的指挥监控不力，导致有禁不止；横向上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出现有利可图的事情多家监管，而有责无利的则互相推诿，有的部门在部门利益竞争的驱使下，进行“选择性执法”，部门之间缺乏明确完善的协调合作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食品安全，加拿大在其卫生、农业、渔业海洋等部门基础上组建食品监督署，欧盟也专门成立欧盟食品安全管理局。为了加强各个食品安全职能部门的协作，我国迫切需要成立一个超部委的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整合各方资源，对涉及食品行业的全国领域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制订、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等工作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目前行政监管机构多头各自为政的格局。

　　宗庆后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食品安全没有媒体炒作的这么差

　　我认为中国的食品安全没有媒体炒作的这么差，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一方面是消费者对健康的认知度高了，对产品的要求也高了；另一方面是现在工业发达以后，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都加大了食品安全管理的难度。这些年我们国家做了很大的努力，在设备安全上做了很多的投资，也很有成效。关键是在具体监管中要认真，严格控制只有符合食品安全生产条件的工厂才能生产食品。因为在食品安全方面，大企业做起来更有保证，大企业是要长期生存下去的，会更谨慎、更认真；而一些小企业，也许打一枪就走了，捞一票；更有可能是打一枪就倒掉了，这样的企业确实很危险，应该坚决不允许它生产。

　　张国权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三友集团董事长：生猪定点屠宰市场亟待整顿

　　以广东地区为例，每年消费生猪约5000万头，2008年进点屠宰不到4000万头，约有1000多万头私宰肉流入市场。未经检验检疫的私宰肉流入市场将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同时，由于生猪私宰严重，进点率不高，加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数量较多，屠宰量不足；另外，屠宰费还要征收17%的增值税，企业不堪负重。

　　我建议，由国务院牵头联合各部门建立各级生猪定点屠宰执法队伍；把生猪屠宰管理工作纳入对各级政府的年度考核当中，对肉食品安全形成领导问责制。同时，还应把生猪定点屠宰作为准公益事业项目来对待，加强监督与管理，统一减免税费，还利于民，彻底有效降低私宰肉谋利空间，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十大热点之六：收入分配 以民为先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端于收入分配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方式经历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

　　近几年来，收入分配已成为历年“两会”上的热点问题。而人们关注的视线，往往集中于“高管高薪”、“垄断高薪”、区域收入差异等现象。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最为受人瞩目，贫富分化的社会问题日渐敏感。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国家、企业、居民收入比重问题也引发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注。据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2007年，国家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

　　显然，不管是收入分配不公还是居民收入比重偏低，都非常不利于扩大内需：在一个“倒金字塔”形的社会中，少数有钱人所带动的消费远低于“橄榄形”社会里中产阶级所带动的消费；而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倾斜，居民收入相对不足，也会导致消费率的下降。

　　对于收入分配问题中存在的矛盾，决策层早有重视：对于收入分配公平，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的目标任务；党中央在关于“十一五”的建议中提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对于增大居民收入比重，央行在今年2月底发布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要“优化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我们相信，进一步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不但对有效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大有裨益，更能帮助广大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危机中提振信心，树立信念，进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前进发展。

　　蔡继明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主任：让更多农民进城才能缩小城乡差距

　　缩小城乡差距最重要的途径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把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仅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更重要是要让他们转移到大城市；不仅要让他们进厂，还要让他们进城，更要让他们落户，变成真正的城市居民，这样才能够一方面使进城的农民享受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提高他们的福利。另外一方面，要使留在农村的居民，能够耕种越来越多的土地，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从而也相应的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只有在这个过程达到一定水平时，比如是城市化水平达到75%，我们才有资格说基本实现现代化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才能够大幅度的缩小。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要让农民真正地获得土地的权利，从而使他们能够凭借着土地获得财产性收入，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从而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使城市化进程不断地加快。

　　李汝求

　　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市长：建立完善的惠民体系

　　在我们惠州的惠民体系中，农村和城镇的医疗保险目前已经百分之百覆盖；今年，我们在整体收入较好的农村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农村养老保险已经开始推行。虽然在整个广东省，惠州的财力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的执政理念是尽可能用最大的努力把民生工程做到最好。除了做民生工程，这几年，我们还对公共设施进行统筹发展，设立更多的公共产品，使城里人能享受到的公共设施，农村人也尽量享受到。

　　林铭森

　　全国政协委员、福万(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尽快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

　　为了遏制官员腐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申报个人收入财产甚至家庭财产的规定和法律条文，但《公务员法》没有对财产申报作出规定，而现有的关于财产申报的制度法律地位不明确，政策性文件缺乏法律的权威性，也谈不上人民的监督，而且财产申报主体范围过窄，需申报的财产范围太小，财产申报类型单一，无法显示其真实的财产增量。而且目前财产申报的受理机构缺乏监管权威、违规拒报或者不如实申报的责任过轻等，也影响了已有制度的效果。

　　基于现代国家公开、透明的执政理念，任何掌握权力的公务员，都必须部分地放弃其作为普通公民所应享受的某些权利，承担公职人员所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公务员财产公开申报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要求，公务员的财产隐私权不能抵御公众的知情权。

　　十大热点之七：农民增收 多方促进

　　农民收入已连续5年持续高增长。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61元，比上年增加621元，创年度增长额历史新高。但这4761元中，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如进城务工所得或者在乡镇企业工作所得的比重将近40%；而新增的621元中，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大概占到将近70%，种植业收入在总的纯收入中的比重在逐步下降。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农民不再靠土地吃饭。

　　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四季度开始出现农民工回流。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截至2008年底，我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2000万由于无法找到工作而大规模返乡。专家表示，2009年，进城务工者整体的平均工资将被压低；而返乡农民工因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所限，除继续务农外，选择不多。

　　但农业收入的增加主要靠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监测，生猪价格从2008年二季度起大幅度下滑，春节期间虽有小幅回升，但下行趋势并未改变；种植业中，除小麦受干旱影响价格没有下降之外，水稻、玉米价格仍整体下行。

　　耕地在逐渐减少，农产品的单产增幅有限，价格涨幅下降，种植业的收入状况，从增长来看，并不是太好。

　　面临农产品价格下行与就业形势严峻双重压力，2009年农民增收形势不容乐观。如何确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事关扩大内需全局。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确保今年农业农村经济较快平稳地增长，确保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收入。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

　　如何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成为两会期间关注、讨论的热点。

　　王一新

　　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农垦总局局长：让农民有长期从事农业的动力

　　近年来，我们国家一直很重视“三农”问题，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但怎样才能让农民有长期从事农业的动力？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解决。第一，比较彻底的系统解决中国农民的福利系统问题。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农民保障体系的建立。第二，国家对农产品实行的最低保护价收购，应该法定化，而不是每年根据某一农产品过剩，临时出台一些措施。有这个保证以后，农民才会进行一个长线的投资。第三，要通过一些立法或者办法，要求从事农业的加工贸易企业或者一些农村企业，跟上游的种植企业或农户进行接轨，要让农民不仅仅从事种植，还要分享流通加工领域的增值好处，只有把这个上下游捆在一起，农业才是长久的。

　　陈绍军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农业厅厅长：加大农业保险力度最为重要

　　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的兼业收入估计会适当地少一些。现在，我们千方百计增加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比如：组织一些产业协会、合作社，开展科学的、有计划的、有市场方向的、订单的蔬菜种植业。经过几年的磨合，福建蔬菜种植的自我调节、自我发展态势已慢慢显现。

　　我们建议政府对农民的支持要加大，基础设施要跟上，投入增长比例与其他领域相比要逐年增加，在农业生产上进行更多的扶持，比如种粮补贴，养殖业补贴等。实际上，如果国家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扶持的话，则很多补贴可以不要。农业保险做得好，农民一定很高兴。农业是个很弱势的产业，经不起灾害，农民一年破产了，几十年都缓不过来，所以，保险是最最重要的。

　　张俊滨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农委主任：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形势困难的情况下，保持农村的稳定和发展是重要的。大多数的农民收入依然是来自农业，农业收入能提高，则农民受益最直接。在天津，第一条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一户农民搞一个大棚，一年至少收入在1万或者更多；第二条途径是发展非农产业，从农村的二三产业吸收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农民的社会保障、工资补贴和农资补贴也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以及农民通过从事农村的基础设施修路修桥搞水利、绿化建设也能增加农民的净收入，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增加农民的租金收入和补金收入。

　　十大热点之八：企业融资 加大支持

　　经济总量占全社会经济总量60%，解决了70%左右的城镇就业人口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力军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的中小企业，其融资难问题却长期存在。

　　除中小企业自身的风险大、信用水平低的特质外，融资难的主要原因还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惧贷、惜贷”；政府有关部门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直接用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有限，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科技创新基金难以惠及众多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不完善；政府对担保事业投入少，对担保机构缺乏监管，一些担保公司经营不规范等。

　　在去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下，国内4000多万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企业普遍不景气加上金融危机，使得原本就已成为中小企业发展瓶颈的融资变得愈发艰难，成为中国经济在危急中复苏的重点和难点。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从中央到地方，一场针对中小企业的“救赎”开始上演，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力度逐渐加强。为了增强中小企业的信贷实力，一些地方政府在借鉴发达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组织推动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工作。为了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近期国家也启动了包括推出创业板、推动《放贷人条例》等久拖未决的政策法规制定进程。

　　2008年12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当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将“完善中小企业板市场各项制度，适时推出创业板，逐步完善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民间借贷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规范。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也提出，将在今年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抓紧落实金融支持政策，健全融资担保体系，简化贷款程序，增加贷款规模。中央财政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从39亿元增加到96亿元。

　　此外，还有“两会”代表、委员提议，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可建立多层次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和政策性担保机构，培育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中小企业转危为机，前景可待。

　　傅军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新华联集团总裁：国家应组建中小企业银行

　　我建议国家要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融资难”的问题：

　　国家财政可拿出一定资金，专门组建中小企业银行，主要为中小企业服务。要长期解决中小企业资金问题，还要在全国所有市、县设立村镇银行，为中小企业和“三农”提供资金，搞活社会闲散资金。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除了国有大银行“嫌贫爱富”外，也与我国缺乏一整套分层次的金融供应体系不无关系。为此，国家应创新中小企业金融产品，从一些有条件、有基础的地方开始试点推广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再派生出一个新的民间贷款力量，作为现有信贷制度的重要补充。加快推出创业板，鼓励中小企业用红筹的形式到海外筹集资金。为扩大融资渠道，国家要激活证券市场，加快推动建立创业板市场，鼓励各类创业投资基金增加对中小企业投资，逐步完善有机联系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通过多种形式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问题。

　　王林祥

　　全国人大代表、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必要的时候再降低利率

　　中央政府应该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利用一切可运用的手段，全力以赴保证中小企业度过难关，因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差不多解决中国70%的就业问题，如果就业发生问题，国家就要发生问题。在中小企业的税收方面最好在一段时间内减免，宁可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也要救活这些企业；在贷款扶持方面要有明确的措施。更重要的是应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日本早已差不多是零利率了，英国也将利息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而我们银行利率还很高，所以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将再降低利率。否则，企业会像蜡烛一样慢慢就熄灭了。我们的宏观调控要有预见性，等到企业不行了再去救就已经晚了。

　　郭为

　　全国政协委员、神州数码董事长：应建立产业银行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IT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建议以产融结合为出发点，建立基于行业的、由政府支持的商业化运营法人主体——产业银行，打通社会资金流通渠道。产业银行作为独立的运营主体，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机融合的产物。它通过科学的管理标准与管理机制，建立起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与商业运营模式。只要赋予产业银行充分的金融职能，放宽产业银行对外融资渠道，让其充分发挥行业内特有的把控能力，产业银行就一定能焕发出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为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和谐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产业银行的建立需要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政府有责任与产业银行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如成立“中小企业基金”，与产业银行共同承担可能产生的呆坏账损失。按目前核心企业的坏账率水平估算，产业银行的坏账损失应该在万分之一左右，如产生一万倍的杠杆效应，政府投入的资金所能发挥的社会效应将无法估量。

　　宗庆后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应允许银行增加呆坏账准备金

　　中小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时刻处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市场当中，因此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难免出现坏账。在缺乏坏账准备金和贷款担保的情况下，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会使得银行坏账增多而受到责任追究，也会增加外界对银行向中小企业收受贿赂的猜疑。相比之下，银行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放贷一旦产生坏账，银行的责任几乎不会受到追究，因此金融机构为避免承担风险而把大量的贷款发放给了政府和国有企业。这种融资领域的“歧视性对待”看似规避了风险，实际上不仅给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了困难，也给经济正常运行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和隐患。为解决中小企业扩大融资渠道问题，建议如下：

　　政府完善担保制度，为具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

　　政府允许银行增加呆、坏账准备金，抵御银行为中小企业放贷的风险。

　　政府制定相应对策，鼓励民间投资，积极发挥民间游资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

　　马蔚华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融资难不能只怨银行

　　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很多企业都十分关注。大家更多的是在抱怨银行，但这有银行的问题，也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融资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经济下行时，中小企业的风险很大，而银行也有自身的商业原则。社会各界应该给予银行支持中小企业一些信心，我们呼吁中小企业能在税收上得到优惠，在社会上建立中小企业的担保机制及风险基金。中小企业融资出现问题，不能光叫银行一家来承担，社会、政府都要来承担，只有这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才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

　　张思民

　　全国人大代表、海王集团董事长 ：政府应出面担保中小企业

　　在当前形势下，需要采取一些简捷明快的措施，以政府为主导，金融机构积极配合，阶段性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特建议：

　　政府出面为中小企业进行担保，有了政府的担保，银行就敢于放心的贷款给中小企业；

　　金融机构在总量和增量指标上，单列中小企业信贷指标，促使小企业信贷投放增速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单独安排信贷规模，重点满足符合产业和环保政策，有市场、有效益、有发展前景的企业流动资金需要；对暂时无法按时偿还贷款的成长性较好、讲信用的企业，要采取有效措施，适当放宽还贷时间；

　　政府直接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为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具有高风险和高回报率的资金，政府以参股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