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中国企业制度
我们先引进了苏联的“西药”——全民所有制，接着又引进了美国的“西药”——全国性股票市场及上市公司制度。在引进“西药”的同时，我们应该怎样弘扬“中药”？中国企业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
文/钟朋荣
关于企业体制问题，或者说关于经济活动的组织模式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着“公”与“私”、“大”与“小”的争论和选择。 长期以来，占主流的思想一直都是“一大二公”。到现在，大家似乎并不特别求“公”，但仍然在求“大”。
本文试图通过两根链条，谈谈“公”与“私”、“大”与“小”的关系，并提出两个基本看法：既要引进“西药”，更要弘扬“中药”；中国目前的种种条件难以支持做大。与其做大做亏，不如做专做强。
图1中横线表示股东链，其中每一个点代表企业的一个股东。股东越多，链条就越长；反之就越短。中间一个黄点，代表一个企业只有一个股东，即个体户或家族企业。竖线表示管理链，其中每一个点代表一个管理层次。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次越多，链条就越长；反之就越短。竖线顶端一个黄点，代表企业只有一个管理层次，即老板本人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既是采购，又是销售。如果吃回扣，那就吃自己的回扣。那些规模很小的个体户或家族企业，一般都只有一个管理层次。
一、缩短股东链
一个企业的股东数量有很大的弹性，股东最少的企业，可以只有一个股东；股东多时，可以有10万甚至更多。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是拥有13亿股东的企业。
在股东数量与股东的所有者意识之间有以下关系：股东的所有者意识和股东对企业的责任感与企业的股东数量成反比。一个企业股东数量越多，股权越分散，每个人持有的股权比重越小，他的所有者意识就越淡薄，作为所有者，他对企业的责任感也就越弱。
1．股东数量与“搭便车”心理
这里存在着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当企业只有一个股东时，比如某企业是张先生一个人的，张先生会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会每天从早到晚去照看这个企业，关心这个企业。他自己作为该企业的所有者，决不会撒手不管，事事他都会操心，哪位职业经理人花了多少钱，这些钱是干什么花的，他都会亲自过问。
如果这个企业的股东不是张先生一人，而是有10个股东，张先生持股比例只有1/10，他的股东意识和作为股东的责任感，必定会大大下降。
如果该企业的股东不是10个，而是100个、1000个、甚至1万个以上，作为股东的张先生，其股东意识就会所剩无几，甚至忘了自己是企业的股东。张先生如此，其他人也如此。
一年前，海南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据说只有一个股东参加，就是大股东。股东们连股东会都不参加，显然是无意过问企业的事务，也不想管企业是死还是活。
这里存在着股东“搭便车”的心理。一个企业有那么多股东，我不参加股东会，不过问企业的事务，总会有人参加股东会，总会有人过问企业的事务。由他们过问企业的事务，企业的效益好了，我一样可以多分红。这样，我就搭了他们的“便车”。大家都以这种“搭便车”的心理来当股东，结果，企业相当于没有股东，企业的股东大会形同虚设。
在这种情况下，谁成了企业真正的主人？是大股东，或者是经营者。
经营者当家，即“阿姨”当家。如果把企业比作一个小孩，则这个小孩不是由“父母”养，而是由“阿姨”养。
“阿姨”养小孩有三种情况：
一是阿姨在小孩家中照看小孩。虽然小孩交由阿姨照看，但父母没走远，阿姨不敢欺负小孩。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家教模式”。家族企业请职业经理人，虽然企业许多事务由职业经理人照看，但家族企业的老板，作为“小孩”的“父母”，他并未离开，而是整天看着“阿姨”。
二是阿姨在托儿所照看小孩。虽然小孩交由阿姨照看，但父母也不是撤手不管，他们早晚都要接送，都要去托儿所看看。阿姨如果欺负小孩，父母很快就会知道，立即就会找阿姨算账。因此，阿姨一般也不敢欺负小孩。一个企业有十几或几十个股东，股东们都不会亲自经营企业，由职业经理人打理，但股东们一般都会参加股东会，一般都会经常过问企业的事务。如果经营者有不良行为，股东们会立即采取措施。这样的企业就如同以上所说的“托儿所”。
三是阿姨在孤儿院养小孩。这时，小孩交由阿姨养，父母们都不见了，甚至永远都不见了。无论阿姨如何欺侮小孩，都不会有父母来找麻烦。小孩的命运如何，就看孤儿院的管理状况和阿姨的责任感。这就是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的情况。
上市公司的股东少则几千，多则几十万。每人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股份，谁还有股东意识！谁还会参加股东会！经营者或大股东将上市公司都掏空了，谁会出来把经营者怎么样。因此，上市公司就成了孤儿院。为什么美国那么多公司做假账？因为他们不是在办企业，而是在办孤儿院。
什么叫全民所有制？即全国人民都是这个企业的股东，一个企业有13亿个股东，每人只有13亿分之一的股份，谁还会有股东意识！再加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权还没有量化到个人，对每个人来讲，所有权还只是个虚幻的概念，这样大家就更不会有所有者意识。“小孩”的命运主要取决于“阿姨”的责任感了。
2．两种“西药”——苏联模式与美国模式
20世纪50年代，我们从苏联引进了全民所有制，且股权没有在所有者之间进行量化。
20世纪90年代，我们从美国引进了上市公司制度——每个企业有几万或几十万个所有者，且这几十万个所有者分散在全国各地。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引进“西药”，先是从苏联引进“西药”，即全民所有制；后是从美国引进“西药”，即全国性的股票市场和全国人民当股东的上市公司制度。
在这两个制度下，企业要取得较好的效益，需要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职业经理人（即“阿姨”）大公无私或有较好的职业道德水平。虽然不是自己的“小孩”，但仍然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小孩”来养，精心呵护。正如青岛海信集团的总裁周厚健所说，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自己要通过身份错位，甘当“红色资本家”，以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在中国众多国有企业中，像周厚健这样优秀的经营者不乏其人。但应当承认，大公无私者必定是少数，否则国有企业就不会像今天这种状况，就不需要大范围地改革。同样，如果上市公司的“阿姨”都把自己当成“父母”，拥有“父母”的责任感，中国的上市公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圈钱和造假行为，买股票的股民就不会大面积亏损。
第二，媒体的开放度比较高，公信力比较强，经营者稍有不轨行为，立即会被媒体曝光。这种公信力较强的媒体会成为公众企业重要的外部约束力量。
第三，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自律性非常强。如上市公司经过一道又一道的关口审批出来，一般不会有假，老百姓买这样的股票比较放心。
中国目前似乎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因此，中国目前似乎还不具备建设全国性股市的条件。这就是我主张发展区域性股票交易所（以前我称为“三板市场”）的重要原因。
3．区域性资本市场与“育儿”模式变革
通过建立这样的资本市场，让投资者和他们所投资的企业之间的距离尽可能近一些，中间人尽可能少一些。
发展区域性股票交易所，比如，在温州建一个股票交易所，从温州众多企业中挑选出几百家比较好的企业，就在当地上市，投资者主要是温州本地人，这样，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就会发生以下变化：
（1）一个企业不是几十万个股东，而是几千个股东，甚至只有几百个股东；
（2）股东与企业的距离不是相隔几千公里，而是只有几十公里甚至几十米，股东们参加股东会的成本很低，到企业了解情况，监督企业的成本也很低；
（3）企业的各种真实信息会通过种种渠道传到股东们的耳朵里。
以上这几个变化的结果，股东们的所有者意识和作为所有者的责任感会大大提高。以这样的股东为背景，企业就不是“孤儿院”，而是“托儿所”或“幼儿园”。
总之，把股东链条弄得短一些，把每个企业的股东数量弄得少一些，让股东们的股东意识增强一些。这样，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以“父母”为依托的企业制度，而不是建立一个以“阿姨”为依托的企业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