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山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被调查
□分析
部分官员履新不满一年被查
中央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共计182038名领导干部被处以党纪政纪处分。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十八大以来，包括李春城、刘铁男、蒋洁敏等21名省部级高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其中，中共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及金道铭，都是在本月落马的。记者根据公开报道整理发现，在21名落马高官中，8人在政协或人大系统任职时被查。
其中，政协系统任职6人，分别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杨刚、四川省政协原主席李崇禧、广西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祝作利。人大系统任职2人，分别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以及此次落马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
在上述8人中，有5人在政协或人大任职不到一年即被调查。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李达球，于2008年1月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任职时间最短的则是金道铭，就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仅36天。
“59岁现象”腐败频出
同时，这8人均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刚过60岁，或即将满60岁，只有童名谦最年轻，被调查时为55岁。
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也显示，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59岁现象”明显。据了解，“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根据中纪委监察部公布的案件数据，被查处公职人员年龄最大的64岁，最小的39岁。
实际上，已在政协、人大任职后落马的官员，不仅仅是省部级高官。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的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以来，1月20日，河北省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委原常务副秘书长梁树林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被调查；1月22日，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罗长刚被立案调查；2月10日，湖北省鄂州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沐珍被调查；2月24日，山西省政协常委、省地质勘查局原局长安俊生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等等。
□解读
二线官员被追责能体现反腐决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过去官员退居二线后，能不追究的就不追究了，但现在情况大变，“退到二线后并不等于万事大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你有贪腐问题，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什么职位，都会一查到底，这也体现了中央的反腐决心。”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介绍，退居二线的官员已经离开了权力的漩涡和制高点，这也就便于抓捕，那些正在权力巅峰掌握实权的官员，因为可以动用各种资源，其规避性也很强，可能相对不太好抓，这些官员仍需关注。
“这么多高官的被查，说明反腐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同时这些高官的被查，也会牵涉到其他更高的高官。”李成言表示，有时是一个利益链，不可避免会带来更大高官腐败的问题，“这就告诉我们，可能还会有大老虎将会浮出水面。现在的所有行动也是我们加大反腐力度的一种必然要求和趋势。”
中纪委家丑外扬证明并不会遮丑
纪委系统官员的落马，在专家们看来，显示了中央打击腐败的坚强决心。“中纪委把家丑外扬，说明中纪委并不遮丑，自身的腐败也严惩不贷。”汪玉凯说。
去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表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要“实现自我净化”，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
就在日前，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自曝家丑，通报湖北襄樊市国安局纪委书记驾警车肇事致人死伤等4起纪检监察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去年12月25日，中纪委就以同样的形式在官网通报了4起纪检监察干部违纪情况。
李成言介绍，一些官员就算在纪委系统工作多年，同样可以腐败，纪检监察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的权力。
他表示，这也是十八届新的中央领导在去年一年的反腐实践工作中，已经觉察到而且重点在抓的领域，“从王岐山上任后从纪委开刀就可以发现，新的中央领导重视了对监督权力群体的监督，这个监督也很有力度，也就是在这样的力度下，山西金道铭的问题才被揪出来。”
建立监察执法室专门监督执法者
汪玉凯介绍，很多原来在地方当一把手的官员，在位时都发现不了问题，只有退居二线后，他原来的贪腐问题才会被暴露出来，因为当时无法识别这些官员是否贪腐，“这是我们反腐制度设计上的一个缺陷”。
他表示，金道铭虽然是个案，但也很能说明问题，“他一边反腐一边在腐败，这次如果没有中央巡视组，可能就会被漏掉。纪检官员本身由谁来监督？这就形成一个新的课题。”
汪玉凯认为，这次中纪委提出改变纪检监察体制，比如本级党委不能任命本级纪委书记、副书记，同级纪委书记由上级纪委来提名，上级纪委可以对其进行监督等，对于纪委主要领导干部将会形成监督功能。
李成言表示，纪委经过一年的实践，已提出内部要建立一种监督机制，“据我所知，中纪委内部已建了纪检监察执法室，专门负责执法的监督，就像香港廉政公署的内部监督机构一样，专门盯着执法者，各个省市也都会相继开始建立。”他认为，这些执法室自上而下的串起来，就形成了一种内部监督、相对独立的权力和力量，“这样一个权力的发展，对整个纪检监察的监督将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记者 陈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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