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仅仅一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名巴雷特法官填补金斯伯格的位置。
据《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报道，美国参议院可能会在10月26日就是否支持巴雷特成为大法官进行投票，而目前参议院中共和党占多数，基本可以保证巴雷特上任。届时，美国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和自由派大法官之比将达到6：3。
巴雷特在白宫表示：“我对在最高法院任职的前景感到受宠若惊。”（图源：美联社）
此前，特朗普曾称只有选举被操纵，自己才可能输掉，届时或将需要最高法院裁决。而未来的最高法院，与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观点相近的保守派大法官人数似乎更多。
也正因此，对巴雷特的提名引来了诸多质疑和担忧。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批评这是“总统通过司法体系来干预大选”。英国《金融时报》也直言此次提名是“不祥之兆”。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征在9月28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指出，对巴雷特的提名不太可能保证特朗普的连任。
袁征认为，保守派大法官占据多数只可能意味着保守派在堕胎、同性恋和枪支管控等议题上占据上风，但总统选举并不是自由或保守议题，得视具体情况而判断。“除非出现了巨大争议，特朗普一方有说得过去的道理，否则特朗普说了也不算。”
巴雷特或成美国大选关键人物
从法学教授到提名大法官，巴雷特只用了四年。
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巴雷特从圣母大学法学院和罗德学院毕业后曾在其母校教授法律，随后曾在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手下担任文书工作，最终在2017年被特朗普提名为芝加哥第七巡回法院的法官。
作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包括两名从海地领养的儿童），48岁的巴雷特正值壮年。如果参议院通过投票，她将成为目前美国最高法院中年龄最小的法官。
在当地时间9月26日的提名讲话中，巴雷特赞扬了金斯伯格的一生，并列举了金斯伯格与斯卡利亚的友谊。
而与金斯伯格不同的是，巴雷特强调自己继承了“导师”的法律观点和司法哲学，她三年的司法记录也显示出她具有明显一致的保守倾向：反对堕胎并支持持枪。
担任芝加哥第七巡回法院法官的巴雷特。（图源：法新社）
目前，距离美国大选日仅剩1个多月，对巴雷特的提名和投票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不结果。
据美联社报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已经将对巴雷特的提名列入特朗普的“政绩“，重点关注摇摆州保守的天主教徒和福音派选民。
除此之外，多家美国媒体也认为巴雷特很可能成为特朗普一旦败选的“救命稻草”。
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两党候选人小布什和戈尔就曾因选票产生争议，而当时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就以5比4的结果宣布中止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客观上推动小布什最终当选美国总统。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大法官的投票结果与他们个人的党派立场是一致的。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候选人布什（左）和戈尔（右）的大选结果曾经出现争议。（图源：CNN）
按此逻辑，如果2020年的大选结果出现争议，届时特朗普能否顺利连任也将间接由最高法院决定。即使6名保守派法官中有一名倒戈，但保守派仍能维持5：4的优势。
因此，《华盛顿邮报》评论称，“现在共和党人实现了一个已酝酿几十年的梦想：一个有着似乎不可动摇的保守派基础的美国最高法院。”
但对此，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在9月28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指出，不能机械地认为保守派大法官一定支持共和党，也不能认为自由派大法官一定支持民主党。“总统选举决定的是美国的国运，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首先是人，然后是法官，最后才是各党派的党员。”
沈丁立还强调，“2000年的美国大选确实出现了选举结果上的争议，但戈尔最终选择了退出认输。因为他懂得一个道理：选举可以输，但国家不能乱。而最高法院自然也不会做出违背良心导致国家混乱的判决。”
任命或产生深远影响
除了可能影响今年的大选，巴雷特更可能影响到的，是未来数十年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堕胎、持枪和移民等问题的态度。
就在提名巴雷特的前一天，特朗普曾在一次集会上自豪地说道，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一个总统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将为这个国家未来四、五十年定下基调。
值得一提的是，巴雷特很可能将是特朗普在任期内任命的第三任大法官，而即使特朗普退休，他所提名的大法官也仍然可能会对美国社会造成长期的影响。
而巴雷特作为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也自然会遭到自由派的质疑和反对，尤其是在堕胎是否合法的问题上。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巴雷特是反堕胎教师团体“终身教师”的成员。作为天主教徒，巴雷特曾公开称堕胎“总是不道德的”。她还在1998年的一篇论文中，将流产的胎儿称为“未出生的受害者”。因此，巴雷特在担任联邦法官期间在两个涉及堕胎的案件上也都投票反对堕胎。
除此之外，巴雷特一家都是一个名为“人物赞美”（People of Praise）的小型天主教组织的成员。据了解，该组织正是美剧《使女的故事》的灵感来源，它教妻子在任何事上听命于丈夫，因此被一些人批评为“邪教”。批评人士认为，该组织的存在越过了界定教会与国家分离的界限。
据CNN报道，拜登认为，巴雷特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可能会深深地影响美国法律在堕胎问题上的态度。此外，民主党人更怀疑，巴雷特在作出判决时有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信仰做出决定，而不是法律。
在持枪问题上，巴雷特在对2019年的一起枪支权利案中辩称，若某人没有被定罪暴力重罪，则法律不应取消某人拥有枪支的资格。
但对此，沈丁立认为，“以堕胎权为例，事实上，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都是美国社会中一种信念的两条道路，很难讨论出绝对的是非。”
因此，从总体而言，沈丁立认为，不必夸大任命巴雷特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在他看来，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走向是“美国的命”，偏保守或者偏自由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