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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并不能指望最高法院帮助自己连任

导读:

我在《一次比美国总统大选意义更加深远的人事任命》一文中曾经评论说,特朗普实现了大多数总统梦寐以求

我在《一次比美国总统大选意义更加深远的人事任命》一文中曾经评论说,特朗普实现了大多数总统梦寐以求却无法实现的巨大成就,即他在一个任期内有机会把多达3位保守派大法官送进美国最高法院,从而将会塑造下一代人的法律空间。

但即便如此,他恐怕也不能指望这些保守派大法官们会在他想象出来的一场“大选舞弊纠纷”中做出明显偏袒自己的不公正裁决。

不论是从巴雷特还是卡瓦诺的参议院证词和就职誓词中,人们都清晰地听出了这一点。巴雷特说,她接受提名不是为了听从总统的吩咐,她将超越自己的意识形态,不偏不倚地执行法律;卡瓦诺两年前说过相同的话,他表示最高法院必须超越政治,“我相信独立的司法机构是宪政共和国王冠上的宝石。”

的确,这是任何一位大法官都会作出的公开誓言。但一再重复的话并不一定是套话或空话。从200多年来美国最高法院的职业操守记录上看,上述誓言仍是值得高度可信赖的。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年富力强的保守派大法官们在解释宪法、执行法律、裁决纠纷时不可能真的做到他们誓词中所说的“既不畏惧也不偏袒”、“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放在一边”。然而,我也相信,他们是分得清楚抽象的价值立场与具体的党派利益之间的根本区别的。他们之所以能步入最高法院,无一不是靠着无可置疑的深厚的宪法修养。

过去几年里的现实也确认了这一点。事实上,特朗普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远不像他期待的那么亲密无间。自从联邦法官在“禁穆令”问题上给了刚上任的特朗普一个下马威之后,他与最高法院和巡回上诉法院之间的抵牾就没有停止过。特朗普经常在各种场合抨击联邦法官,而法官们也不为所动,继续做出令特朗普大光其火的判决……这或许是源于特朗普与法官们存在基本观念上的分歧:在总统眼里,大法官们与作为他下级的其他政府官员没什么不同,但法官们却坚决不这么认为。

2018年11月,加州北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乔恩·泰格(Jon Tigar)叫停特朗普政府在入境口岸实施的避难资格限制举措,特朗普随即在推特上抨击这一判决“荒谬”,并把泰格称为“奥巴马法官”。一个月后,位于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相继驳回美国司法部的上诉,维持泰格的判决。暴跳如雷的特朗普大肆攻击整个司法系统,痛骂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为“巨大的麻烦”和“耻辱”。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随即发表了一份罕见的谴责声明,他写道:“我们没有‘奥巴马法官’或‘特朗普法官’”,并且不忘记用教训式的口吻补充道:“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感谢独立司法。”

没过多久,最高法院再次凭借一纸判决阻止了特朗普政府终结奥巴马时代推出的“逐梦计划”,不允许美国政府将67万名年轻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并允许他们在美国寻找工作。

……

今年7月,最高法院还裁定,特朗普对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进行的大陪审团刑事调查没有豁免权,他的财务记录可以移送检方。也就是说,总统税单不享受豁免权。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决词中还特地重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常识信条。

尤为引人瞩目的是,由特朗普提名的两位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和布雷特·卡瓦诺在这个案子中都作出了不利于特朗普的裁决。看得出来,他们很清楚自己应当效忠的对象。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宗教信仰虔诚、履历清白、品行端庄的埃米·巴雷特女士未来也会像他们一样无惧于让提名自己的特朗普先生失望。

即便抛开这些具体的政治利害及其背后的人事纠葛,在更为抽象的对法律原则的理解上,人们也会发现,所谓“保守派”与“自由派”不是泾渭分明的,他们的面目经常模糊难辨。

巴雷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表现得极为谨慎,以至于一些民主党参议员指责她心机太深,在重大问题上闪烁其词。但从像我这样的旁观中立者的立场来看,巴雷特的表现差不多可以配得上完美无瑕的最高打分。想必这也是她获得提名以后一个月里,民意支持度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

例如,在被问及对气候变化的看法时,她回答,“我不认为我有能力发表意见”;对于特朗普不厌其烦地攻击的邮寄投票问题,她说“我无法表达观点”;关于“奥巴马医改”的合宪性,她的回答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只是应用法律”……对于可能出现的“选举纠纷”问题,她的回答暗示,最高法院不应该介入。

很明显,她努力回避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带入未来的工作,她希望为自己被提名大法官这件瞩目的事件降温,使之变得更像是一次法律专业能力考察,而不是大众和媒体心目中的政治纷争。坚定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埋怨巴雷特不够坦诚或坚定,但相比于特朗普天天挂在嘴边的“我比谁都更懂……”,她的三缄其口恰是风暴眼中的最高法院当前最需要的宝贵品质。

我在前文已经指出过,希望巴雷特在堕胎权利、持枪权利和奥巴马医改等重大问题上作出令所有美国人都满意的裁决,注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甚至左右)人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从来就不可能真正脱离政治的原因,更是最高法院如此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与为了一己私利而故意曲解法律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今天左右两翼的人大多推断她将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大法官,但未来她很可能作出让他们都感到错愕的判决。

从过往的实践来看,即使是左翼人士最反感的布雷特·卡瓦诺大法官,也不见得就是保守主义运动可以依靠的马前卒。“奥巴马医改法案”在2010年通过后,卡瓦诺领导的哥伦比亚特区上诉巡回法院曾经收到过要求叫停该法案的上诉,但卡瓦诺并未屈从于右翼运动的压力,而是在“七天诉霍尔德”案中支持了“奥巴马医改”。而在事关堕胎权利的“罗伊诉韦德”一案上,卡瓦诺数十年来一直拒绝表达立场。但他曾公开说过,自己作为巡回法院法官的职责是“忠实而全面地遵循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具有约束力的案例裁决,”尊重和保护“罗伊”们(指那些寻求堕胎的妇女)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