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当年被商界奉为神明的通用电气（GE）CEO杰克·韦尔奇就是这么干的。从1981年到2001年，韦尔奇担任GE的CEO，一方面出售跟制造业相关的业务——小型家电、半导体、移动通信等都卖了，另一方面积极收购金融公司。事实上，韦尔奇已经把GE变身为一家金融企业了。当时，大家都说韦尔奇是个传奇，后来才醒悟过来：伟创力、捷普、台积电、广达、富士康，都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外流了。1960年，美国的制造业达到巅峰，29%的美国就业者受雇于制造业，如今只雇用了10%的美国就业者。最重要的是，制造业空心化损害了美国的技术创新。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来自其创新能力，而创新是在实践中踩出来的一条路。
大部分创新都跟生产有关。从创新到生产，大概要经历实验室研发、原型机、小规模量产和大规模量产4个步骤。实验室研发是把道理想清楚，原型机是把想清楚的道理变成一个看得见的实物，小规模量产是测试一下这东西能不能被造出来，大规模量产才是要见真章，要经受市场的考验。由于美国的大企业热衷于剥离自己的核心资产、兼并收购别人的资产，天天玩“乾坤大挪移”的游戏，最后，虽然美国企业在研发方面还有优势，但缺乏了制造商，美国的发明创新很难在本国实现大规模量产。
美国自己的失策导致制造业流出美国，而中国借着这个机会，实现了制造业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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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竞争力
了解了全球供应链如何生成后，中国所处的地位如何？
我们知道，有的行业技术水平高，有的行业技术水平低，比如，造飞机的肯定比造鞋子的技术水平更高。但手机和手表，飞机和火箭，谁的技术水平更高？衡量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答案，那么可以通过迂回的方法，找到“代理变量”。
哈佛大学有三位经济学家，分别是豪斯曼、黄和罗德里克，他们提出：能不能用收入水平作为产品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
虽然很难说清楚产品的技术水平，但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哪个国家更先进，用人均GDP就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我们旅游时在大街上走一走，大体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国家或城市的人均GDP水平。比如，马来西亚的人均GDP比泰国略高，而班加罗尔的人均GDP不如成都。
受到这种思路的启发，三人提出：高收入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所以如果一种产品的世界出口份额更多是由高收入国家贡献的，那就有理由认为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更高。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非十全十美，对于单个产品而言，或者只做两种产品之间的比较，很可能存在偏差。但如果将这种方法用于更多的产品上，那么即使少数产品之间的比较存在偏差，从整体来看，收入水平与产品技术水平的排序也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收入水平观察产品技术水平就有其合理性，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广泛应用该方法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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